作者：韩福东

　　因为乘地铁被要求购票，山东盲人陈光成特意来京状告北京地铁公司，12月10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这是我国第一起以侵犯残疾人福利权为由提起诉讼的案件。

　　据《新京报》12月11日报道，今年9月12日早，陈光成和妻子从山东来到北京，在北京站地铁口，检票员要求未购票的陈光成出示证件，并称只有持免费乘车证的残疾人才能免费乘车；11月1日他又来北京，在东直门地铁站再次遭遇这种情况。

　　按照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按此规定，盲人陈光成当然有权免费乘坐北京地铁，这一权利的实现不需借助于“免费乘车证”。

　　但被告地铁公司辩称，关于盲人乘车，该公司是按照市民政局、公交公司、市残联联合下发的一份通知执行的。盲人免费乘车须持有《盲人免费乘车证》，该证由市残联颁发，地铁公司只是执行单位。很显然，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的通知，额外增加了盲人免费乘车所需具备的“要件”，是与《残疾人保障法》相抵触的，应视为无效。

　　遇到这种情况，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但问题在于，如果制定机关并不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又该如何？在“无效”的红头文件尚未修改或废止，也就是它实际上还有效时，执行机关该不该执行这一规定？具体到陈光成的个案看，地铁公司认为，它不执行《残疾人保障法》，而执行北京市民政局、公交公司、市残联联合下发的一份通知，是合法的，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对吗？

　　笔者认为，作为地铁公司，当上级机关的红头文件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它应该首先遵从于作为法律的《残疾人保障法》。在违背了《残疾人保障法》的前提下，红头文件的规定不能为其免责。

　　更进一步看，制定违法的红头文件的相关部门，也应为此承担责任，只是在目下的中国，抽象的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所以制定违法的红头文件的相关部门，难以承担法律责任——不仅不承担法律责任，事实上，基本上连其他任何责任都不用承担。这其中的弊病是很明显的。

　　应该让违法的红头文件早日废止，并让制定者承担法律责任，这应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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