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振生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过多次系统调查、长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没有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不可能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深入研究农民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所说：“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一、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写道：“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①这段话说得很精辟。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农民问题。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学生时代，他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投身革命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毛泽东以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始终关注农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早在童年时代，毛泽东在读旧小说时，有一件事感到很不平。他说，“这些旧小说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②1917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900里，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他后来回忆说：“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③毛泽东童年的农村生活和学生时代对农村的调查，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直到建国后，他还保持着若干农民生活习性，自豪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当警卫战士把农民吃的糠菜窝头送给他时，他竟双手颤抖，流出同情而又内疚的眼泪；当他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时，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开始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1925年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经过和农民接触，他发现农民不仅是个受苦的阶级，而且“非常富有战斗性”。④可见，他对农民的认识已经实现了巨大的思想升华，即不仅把农民做为被同情者，而且，把农民看做革命的基本动力。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他把学生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组织学生到海丰、韶关等农村搞社会调查，并把学员的调查材料加以选编，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中。同年，毛泽东对江浙及长江流域农村进行了考察，于同年9月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⑤他号召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跑到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工人学生等革命力量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国民运动。”⑥为了回击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1926年底，毛泽东回湖南，步行1400里，走访了五个县，做了32天调查，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做出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的科学论断。可见，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把部队转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不是无路可走时的权宜之计。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他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基础。

　　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毛泽东紧紧抓住农民这个根本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十年内战，毛泽东一边指挥武装斗争，一边深入研究农民问题。他先后搞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他说：“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政权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⑦这标志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已经成熟和系统化。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融为一体，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地建设必须依靠农民；土地革命，是为了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进而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可见，这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所以他能够站在正确立场上，对错误路线加以抵制。1931年共产国际发出“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王明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于1933年制定了“削弱富农”的政策，并指出“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⑧

　　抗日战争中，为了团结中小地主阶级抗日，同时又减轻农民负担，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为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打下了基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则列为三大经济纲领之首。可见，毛泽东对解决农民问题是何等重视!

　　全国解放前夕，当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时，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决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⑨建国后，他又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⑩为了使农民走上富裕道路，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并确立了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对农村两极分化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过于急迫，但毕竟在极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实现了农村根本性变革。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首先从农村入手，纠正“左”的错误。他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研究，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对农民关心的若干问题，如供给制、按劳分配、食堂问题进行了比较恰当的解决，从而稳定了农村，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恢复了农业生产。

　　不难看出，农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充分说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做出许多科学论断，如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同盟军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的思想，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援助引导农民“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1)的思想。毛泽东继承了这些光辉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1.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无产阶级如果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会变成孤鸿哀鸣的。”(12)恩格斯从法国农民支持波拿巴的投票中认识到，违反农民意志，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为夺取政权，德法诸国的社会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13)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无产阶级只有争取农民这个同盟者的支持，才能孤立无产阶级的敌人，夺取政权。他们并没有把农民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而是把农民视为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等阶级”，是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这种中等阶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4)法国农民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上台后，马克思说：“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5)

　　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对农民的革命性做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他说：“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16)列宁还提出，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注重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实行革命转化时，“要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地位”，即一方面是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17)。可见，列宁是把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同等看待的。

　　毛泽东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农民问题的个别结论，而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首先，在阶级划分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民中只有“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农、半自耕农则是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这就在阶级划分上确立了农民的主力军地位，避免了笼统地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模糊观念。其次，在社会性质的分析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这就决定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而且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18)这样，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9)

　　这里，毛泽东完全是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农民的实际出发，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欧情况对农民做出的结论，第一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农村找到了自己强大的依靠力量，农村根据地在敌人的包围中得以巩固和扩大，工农武装割据成为现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20)

　　2.关于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联合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是列宁把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强调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并把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看做巩固工农政治联盟的基础。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21)他认为，“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是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前提(22)。因此，毛泽东始终注意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通过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巩固工农政治上的联盟。在民主革命中，他把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做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把土地制度的改革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抗日战争中，为减轻农民负担，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前夕，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土地制度改革中，毛泽东没有照搬苏俄土地国有的土地政策，而是从中国农民的切身需要出发，不仅给予农民以土地使用权，而且给予贫苦农民以土地所有权，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毛泽东及时提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城乡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实质是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乡兼顾的思想，是毛泽东战争年代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教训时说，“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好地处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24)，并提出对工农业品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而反对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做法。1958年后，他率先纠正“一平二调”“左”的错误，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

　　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未能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但他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通过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调动农民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3.关于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不仅建立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系统理论，而且确立了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把农民做为革命主力军，是就农民整体而言。实质上，革命主力军主要指占农民总数70%以上的贫农。他称赞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力量”(25)，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26)。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团结农民中的其他阶层。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基本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对于中农，毛泽东一向采取非常审慎的政策。早在1933年，他就指出“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27)。同年，他首次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而把中农中的其他阶层做为土改中的依靠对象。无论在土改中，还是社会主义改造中，他都一再重申不得侵犯中农利益，“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28)，并要求“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28)。为了调动中农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他强调，在老区应“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30)(30)。土改后，毛泽东根据农村阶级关系变动情况，把中农分为上中农、下中农，对下中农又分为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把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做为依靠对象，从而解决了合作化时期依靠和团结农民大多数的问题。

　　对于富农，毛泽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俄国的政策和策略。在俄国，富农经济比较强大。十月革命后，富农站在反革命势力一边，疯狂反对十月革命。所以列宁称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31)，把反对富农的斗争称为“最后的决战”(32)。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富农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同时为了孤立封建地主阶级，稳定中农，使贫农免于孤立，对富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30年5月，他作了寻邬调查，专门了解富农与地主的问题，1930年6月，并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在查田运动中，他对共产国际“消灭富农”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富农进行“无情坚决斗争”的指示进行了抵制，提出了“削弱富农”的政策。在土改中，他把富农区分为旧富农、新富农；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封建富农、半封建富农、资本主义富农。对富农的财产又区分为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和多余的土地，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50年，为了发展生产、减少土改的阻力，防止四面出击，他又把原来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直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才制定了最后逐步消灭富农的政策，从而孤立了地主阶级，稳定地团结了中农，壮大了贫农的力量。

　　毛泽东为党在农村制定的阶级政策和策略原则，其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农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孤立敌人，夺取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仍然大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造成了晚年的失误。

　　4.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的思想。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就不能不尊重占群众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一向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称赞贫苦农民是“革命先锋”。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称赞农民运动：“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33)请看，他对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何等尊重!

　　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尊重农民革命首创精神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做为小生产者，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信念。由于小生产的限制，农民自身有很多弱点，只有加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4)他指出，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35)，因此，“应该长期地耐心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36)为了抵制农民小生产者的消极的思想影响，他一贯强调在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党建成无产阶级政党，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军队。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严肃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批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37)解放区的土改开始后，他严厉批评了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绝对平均主义，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38)。同时，他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等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非无产阶级口号都及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建国前夕，当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将提到日程的时候，他又严肃地把教育农民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39)。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毛泽东在晚年，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并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但他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教育引导农民的思想还是正确的。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系统的、丰富的。除上面论及的以外，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不断提高农业社会生产力是党在农村工作中心的思想；相信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更加巩固的联盟的思想；农村的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的思想；根据农民的觉悟程度确定党的农村政策，当农民未觉悟时，要积极引导，不要逼着他们去干的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仍有重大意义。

　　三、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几点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广大农村欣欣向荣，开始向小康目标挺进。农民问题是否还那么重要呢？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我们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进行的。11亿人口，9亿农民。到本世纪末，农民的数量也不会显著减少。西方资本主义是靠掠夺农村、剥夺农民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以促进城市繁荣和现代化实现的。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不能走使农民破产来实现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坚持城乡兼顾、共同繁荣，使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现代化，使工人和农民都富裕起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四个现代化是一个统一整体，而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四个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因而，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不仅是农业和农村自身的要求，而且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工业的支援、城市的帮助，但主要还是靠农民自身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素质的提高。没有农民自身的努力，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其余三个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这说明，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改革为动力的。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一场革命。它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而必然引起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特别是9亿农民的支持。否则，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会成功。十多年的改革，特别是农村的改革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通过改革，农民取得了经营自主权，焕发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因此，农民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并身体力行地投入改革。如果违背了9亿农民的意志，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村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可以说，农民是推动农村改革的主力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农村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居乐业，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保证。农业发展了，农村稳定了，就会为工业发展、城市繁荣和整个社会的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邓小平说：“对内经济搞活，我们首先从农村入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40)可见，农民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

　　既然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动改革的主力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那么很自然地应该得出结论，农民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

　　2.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我们仍然要十分注意巩固工农两大阶级经济方面的联合。工农联盟是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有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必须以这两个阶级的经济联合为基础，离开物质利益的联盟是不可能持久的。工人阶级要巩固与农民的联盟并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时时处处考虑到农民的物质利益。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十分注意通过解决农民的物质利益来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证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制止向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等，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是，近几年一些领导机关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乱摊派、乱集资的现象严重滋长，超出经济实力的“大办”不断升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普遍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工农业品剪刀差有所扩大。据统计，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1，1992年已扩大为2.3：1；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由1984年的59.2%下降为1990年的55.2%；农民人均纯收入1980年至1984年年均增长15.1%，“七五”期间年均增长2.4%，扣除物价因素，1989—199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仅为0.7%，而农民负担“七五”期间年均增长22.2%；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87年为455元，而1992年高达1042元。这些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并做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但不少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农民为现代化建设已做出重大贡献。从全国解放到80年代中期，我国农民以“剪刀差”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元的资金，相当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或社会积累资金的40%。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个大的提高，以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

　　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我们仍然要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一条重要内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离开占人口80%的农民来谈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不可思议的。对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是否尊重，从本质上说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

　　农村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十多年来，我国农民有两大创造：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两件事，都不是由中央由上而下强迫农民干的，而是农民自己创造的。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但是，农民在实践中突破了中央的某些规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干到户，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党中央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在农民创造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并向全国加以推广，使农业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曾受到多方责难，被讥之为“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们党对农民的创造没有横加指责，而是给予积极扶持和引导，使之成为农民致富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一条新路。所以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1)谈到乡镇企业时，邓小平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42)

　　列宁说：“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43)。当前，我们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生机勃勃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靠哪个天才头脑的凭空构想，它需要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的实践。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更需要十分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

　　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仍然要十分注意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以帮助他们摆脱历史的包袱，提高自身素质，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不可否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向平静的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农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他们已经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成为勇立涛头的弄潮儿。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农民毕竟是一个受小生产影响较深的阶级。千百年来形成的旧的传统和陋习在农民身上留下的烙印，不可能在短时期荡然无存，科学社会主义信念也不可能在农民头脑中自发地产生。由于对外开放，在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的同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会乘机而入；加之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某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会借机还魂。由于自身科技文化素质差，思想理论水平低，某些农民把资本主义的痈疽当做瑰宝，把封建主义腐朽的东西当做新生事物。一些农民富起来后，搞赌博、嫖娼、封建迷信；一些农民公民意识淡薄，不愿对社会承担义务；一些农民，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只顾自己发家，既不顾国家和集体，也不顾左邻右舍；一些党组织涣散的地区，宗族势力抬头，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蔓延。这说明，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后，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一些富裕农民的人道主义“义举”，也不能和社会主义觉悟划等号。因为前者是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中的开明人士都可以办到的，后者则是社会主义新农民的本质特征。所以，要引导农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共产党一刻也不应放松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总之，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今天，我们学习他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就要吸收其思想精华，调动9亿农民的积极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政协)

　　注释

　　①《中流》1992年第1期。

　　②③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09页，第122页，第135页。

　　⑤《农民运动》第8期，1926年9月21日。

　　⑥转引自张宁一《中国共产党大事典》第64页。

　　⑦(27)转引自曲折《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第131页，第130页。

　　⑧1933年10月《斗争》32期，1933年6月14日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⑨(23)(28)(29)(30)(38)(3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7页，第1427页，第1314页，第1251页，第1277页，第1314页，第1477页。

　　⑩(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页，第274页。

　　(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第310页，第296页。

　　(12)(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下)，第699页，第69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261页。

　　(16)《列宁选集》第1卷，第590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18)(19)(2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页。第692页，第635页。

　　(21)(22)(25)(26)(33)(34)(35)(3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9页，第130页，第20页，第21页，第16页，第77页，第183页，第91页。

　　(31)(32)《列宁选集》第3卷，第583页，第584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9页。

　　(40)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6页。

　　(41)(42)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1页，第20页。

　　(43)《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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