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种观点的评析

　　王素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因此，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意义进行全面、公正和客观的研究与探讨。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化”，“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①正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而且也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必须承认中国历史发展具有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与传统文化相冲突和相融合的过程，而且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对立斗争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分不开的，他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②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由肤浅、贫乏到深刻、丰富的认识发展历程之后，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解决得成功与否，与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在这方面中国革命实践经历过曲折的发展历程，也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在同党内种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起来。

　　从理论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由于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因而能够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得到成功地应用，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理。但是，普遍原理虽然揭示了同类对象的共同本质，但又是以舍弃同类事物的特殊本质与差异性及多样性为代价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普遍原理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说明具体问题，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③。因此，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革命条件和环境里“具体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即要实现“中国化”。

　　自1922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苏联的经验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为转折点，这两种态度从观念上的分岐发展为思想路线的冲突，并且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成败密切相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与必然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相统一的产物。在这一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环节的正确把握。

　　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中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特征。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在1937年7月至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继续深化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途径的探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及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联结的核心问题出发，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供了认识论的依据。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次同时使用了“实事求是”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达到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的创造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以此做为我们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根本尺度。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这样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很显然，从“实事”中“求是”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守旧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过程。毛泽东形象地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比喻为“矢”与“的”的关系，要“有的放矢”，而“无的放矢”则是教条主义的根本特性。毛泽东推荐给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同志看的四篇文章之一就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指出：“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④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理论化、整体综合化发展，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最初的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到延安时期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展开，其意义是巨大的，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⑤，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⑥。

　　因此，在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时，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把握住“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与发展的历史线索，从而揭示出毛泽东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贡献和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二

　　毛泽东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其中无疑包含着改变共产国际和苏联控制中国革命局面的状况，以便使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原则，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仅仅以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即以中国革命的“外因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意义，则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庸俗化了；同样，以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国际主义形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相冲突，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意义。

　　从中国革命产生的动力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⑦因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然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一种相反的评价模式，即认为中国革命乃是共产国际控制中国的“阴谋”，是莫斯科操纵的产物，因此，所谓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思想”亦不能成立；由于中国革命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国革命是“外力”强加的结果。这一评价模式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归结为“权力斗争”的动因。即便是在较公允的西方学者中，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权力斗争”往往被用来作为毛泽东主张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动机之一。

　　上述评价模式的基本理论依据在于中国国情特殊论，即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本质，因此，共产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和发展。回顾本世纪初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曾有过十分悲观的预测与评说。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是俄国革命的复制品，因此它缺乏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深刻基础和动力；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在性质上相去甚远，因而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只能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命运，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结果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欧洲“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⑨。这种中国国情特殊论的要害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适用性，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⑩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过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这也正如艾思奇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已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行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是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决不如一般的表面观察，说这是纯粹外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有极高度的组织性和觉悟性，有它的强大的党、有近二十年的战争的经验，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模范的战争成绩。因此，也就有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1)显然，中国革命“外因论”和中国国情特殊论并不能掩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基础和动力，也不能否定中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思想发展史上还曾经有过另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本身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文人叶青就声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12)叶青认为，“化”常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却只能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精通”等范例，找不到“改作”、“创造”的字眼，因此便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未“中国化”。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具有“国际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共所主张的具有“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相冲突，不可能同时两个命题都成立。

　　针对叶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歪曲解释，艾思奇作了回答，艾思奇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而另有所“化”，或者化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来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13)。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要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作文字游戏和在名词上争议不休。再次，“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和实践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14)。最后，从理论原则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真理包含着国际主义形式与民族形式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中国化，而且必须中国化(15)。

　　历史发展的实际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即产生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一毛泽东思想；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16)因此，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必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要求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揭示这一过程的历史发展，否则便会陷入一种片面的认识之中。

　　三

　　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当然包含着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扬弃过程，其中包含着创造与发展的要求。然而在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及意义时，人们往往容易陷入极端化的认识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要么看作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即所谓“儒化”；要么认为是削中国文化之“足”，适马克思主义之“履”。这里涉及到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和毁灭者，相反，他们认为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合是中国革命走向深入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整顿自身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17)

　　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毛泽东认为继承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不仅是把握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重要步骤，而且还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环节。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8)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不排斥对传统文化中优秀遗产的积极吸收，这一点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正面肯定。斯图尔特·施拉姆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给予了很高评价，而且他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始于30年代，而是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初，这与毛泽东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种薰陶形成了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的思维特征。施拉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隐喻的外衣，用中国的例子来阐述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传统中挑选出来被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结合，那么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便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19)。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毛泽东能够对中国革命做出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20)

　　同施拉姆一样，西方“自由派”学者一般都肯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贡献，然而他们却倾向于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夸大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异性。这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未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因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同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是“儒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变形”过程和向传统文化的复归，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首先，毛泽东历来主张对传统文化要进行批判地吸收，不能兼收并蓄，要分清“糟粕”与“精华”，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体现得十分充分。有些论者认为，上述主张只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任何文化方针都有时代的特征，同样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也要反映这一特点。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就“国民精神总动员”发布过指示，其中就明确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提倡为民族、为精诚团结、为三民主义的全部实现、为争取抗战建国最后牺牲而奋斗，而竭忠尽孝的革命精神，来养成奋发有为、朝气勃发、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的新国民气象。”(21)要求“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的民族道德，是对古代的封建道德的扩充和改造。这里的“唯一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大多数人利益的事物而得其当谓之义。”(22)承继于传统，以拯救民族危亡；确立新的标准，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一点在上述指示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同样这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

　　其次，在文化选择的原则上，毛泽东与“五四”时代的主题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但是毛泽东力图避免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偏颇。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23)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即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既避免了复古主义，也与“全盘西化”论相区别。如果把后来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偏差和“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左”的东西，逆推为毛泽东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便包含着的因素，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倒多少有些历史宿命论的意味，似乎中国人永远也脱不出传统文化的桎桔。这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包含的文化创新意义。

　　从一般的原则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创造过程，而所谓“失误”、“失真”、“变形”与创造性毫无共同性可言，相反，它们却是应该在创造新文化过程中被批判和被排斥掉的东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但是这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就错了。

　　毛泽东通过“民族形式”来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激活”了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成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取得了巨大成就，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发展，在中国文化的重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离开中国革命实践的主题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四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中国社会发展之路，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一条具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然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选择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呢？国外有些学者根据马克思曾经论述过的，近代史就其近代性和进步性而言，不外是“农村城市化”的历史，因而“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据此断言，中国社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发生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居然变成了‘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依据的主要思想体系”，这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大事”(24)。

　　首先，我们认为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判定具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就直接影响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表明，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实现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观点，主要是通过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得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时期马克思倾向于把他所发现的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看作一种典型发展模式，并以此来探讨和衡量非欧社会的发展道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欧洲社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而非欧社会在殖民主义浪潮冲击下矛盾四起，非欧社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引起了马克思的思考和关注，他开始研究东方社会问题，并修正了自己原先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侮辱。”(25)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批判，坚决反对把多样发展的世界历史简单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马克思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可避免性”只限于欧洲各国(26)。他已经预感到：非欧国家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27)马克思晚年的思索对于东方各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首先是东西方历史的发展各具特色，不存在单一的不可变易的社会发展模式；其次是在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传统条件下，东方国家有可能最少波折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而又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

　　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整个构想中，实际包含了两种类型、即欧洲向社会主义过渡和非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东方国家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问题，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空白，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贡献和理论发展。

　　其次，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问题上，毛泽东主张既要避免官僚与垄断资本所带来的弊端，又要肯定民族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对民粹主义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批判性。因此，以民粹主义影响来揣度毛泽东的整个思想和实践是缺乏根据的。

　　第一，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来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以民粹主义的小生产意识和道德义愤来否定资本主义因素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即与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状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28)，而半殖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这一经济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29)。据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坚决批判了党内的民粹主义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化不可能不经过资产本主义，更不可能以封建经济为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所强调的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根本之点还在于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即在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吸收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的阶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并未背离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拒斥资本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空想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与发展经济的要求相一致，毛泽东特别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性，这也与民粹主义所追求的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小生产方式相区别。1943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稍后，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为此，“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30)

　　工业化的目标如此强烈地吸引毛泽东，除了上述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认识到它还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之所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因此，毛泽东指出：“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任务。”(31)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注意经济工作，以尽快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必要的知识。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毛泽东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意义：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32)。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目标一直是毛泽东所追求的方向，他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为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尽管这之中出现过若干失误，但毛泽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目标始终是通过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它不仅保持了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性，也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33)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的确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失误的重要思想认识根源，但是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不能以此来断定毛泽东的整个社会发展思想都是以民粹主义的乌托邦为基本出发点的，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成功与飞跃，似乎毛泽东只要“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迹，就必然倒向民粹主义的乌托邦，此外就不存在毛泽东进行创造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空间了。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对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思想认识根源的分析是比较全面和中肯的。薄一波认为，毛泽东的失误有四个因素，首先，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扩大了这些概念适用范围的问题，即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理解上的失误；其次，有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问题；再次，可能还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曾经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响问题，其中有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所接触到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新村运动”的影响；最后，还可能有中国文化遗产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如中国历史上“五斗米道”的平均主义的影响(34)。如果我们把后两个因素夸大，看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难免会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意义作出简单的、抽象的和片面的判断。

　　历史发展证明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造。毛泽东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以及对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开放和“世界历史”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在经过了历史的曲折之后，依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现实政策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对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进程作深入探讨，不能把其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结论绝对化、片面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创造性。由于受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和实践特点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现出在理论和实践中多层次深化与多方位展开的历史特点，而它们在顺序上并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有一个在革命实践中从个别到一般、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因此，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实践的要求来评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⑦⑩(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第40页，第40页，第41页。

　　②④(23)(3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5页，第844页，第832页，第10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05页。

　　⑤⑥(3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第64页，第264页。

　　⑧〔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5页。

　　⑨梁启超：《社会主义商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11)(13)(14)(15)《艾思奇文集》(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页，第480页，第481页，第486页。

　　(12)叶青：《论学术中国化》。

　　(16)(18)(2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第533—534页，第675页。

　　(19)(20)〔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第46页。

　　(21)(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5页，第58—59页。

　　(24)〔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30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8页，第450—451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

　　(3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页。

　　(32)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69—776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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