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结合”思想

　　胡振平

　　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非常丰富，其中最为宝贵的就是关于“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①的思想(下简称“结合”思想)。尤其今天，它是我们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创建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因此，进一步深刻地研究“结合”思想，大力宣传“结合”思想仍然是当今理论界的重要任务。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将自己学习“结合”思想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以表达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敬爱之意。

　　一、“结合”思想是时代和国情的需要

　　毛泽东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形成他那一套“结合”的思想，是与当时的世情和国情密不可分的。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把握中国在这时代中的历史走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结合”思想的重要地位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几千年来，它屹立于亚洲的东方，总的来说独自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到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侵略打断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冲击着它独成系列的文化传统。中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与其完全不同的、强大的、威胁着它生存的文化，并发生了剧烈的冲撞。这种冲撞又同中国社会内部守旧和革新的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古今中西”文化大冲突。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或者固守已有传统、拒绝西方文化；或者抛弃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即资本主义化；或者大胆地面对这种新文化，在冲撞之中接纳它、吸收它，完成对自身的改造，如凤凰在烈火中得到新生。第一条路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100多年前西方的利炮坚船就已经打破了对这条路的幻想。第二条路虽也美妙，然而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绝不是一下子抛弃得掉的。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目的并不是让中国跟着走西方的路繁荣富强起来，他们的利益决定着要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和解放已成为中国富强起来的先决条件。第三条路也决非帝国主义列强所愿意，但却是通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因为文化的冲撞本身就意味着文化的影响、交流和接纳，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无法阻挡的。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又抵制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压迫，革故鼎新以政治之变革首先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后进一步吸收和借鉴西方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的文明成果，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中国，这才是一条比较现实的路。而吸纳西方文化精华、又不丢弃民族的优秀传统、以完成自身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就有个中西文化结合的问题。所以，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流是中国后来产生“结合”问题的第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传进来的，也是在剧烈的冲撞中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当然它也有一个同中国实际同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不仅立足于当时欧洲社会化大生产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大生产的矛盾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且也与整个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其发展至近代所包含的矛盾及这些矛盾所预示的解决方向相关。这个理论虽然极有利于中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极有利已经诞生并在一次大战中有所发展的中国无产阶级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但是中国和西方不仅地理位置相距甚远，而且社会环境也迥然不同，因此，它之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还需要中介和过渡环节。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通向中国的中介，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环节。

　　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按列宁主义理论，在这个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了。马克思的时代与中国革命时代之间的时空差距已被列宁主义联结了起来。第二，十月革命胜利之日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又遭失败之时。人们面对一次次失败在徘徊彷徨，不知中国出路在何方。在此关键时刻，一个比邻大国革命的胜利，对处于失败和困境中的中国人民无疑有着极大的震撼力和巨大的导向作用。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才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中国革命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乃至最初走上“结合”的道路，也与列宁组织的第三国际的帮助有关。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等等都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了解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还抱病接见了中国的一部分代表。这些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而“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②，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样才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形成了大体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步走的革命纲领，改变了“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决定，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③的策略，在“结合”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革命走上“结合”的道路是时代使然，是世界大势使然，有着它历史的必然性。

　　“结合”思想所以在中国产生还有着中国特殊国情的根据。中国是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俄罗斯，甚至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殖民地的国家。它有着极其特殊的国情。毛泽东对此曾多次作出深刻的分析。其中最根本的有二条。其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的根基依然保持着，并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很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造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革命实际上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其二，中国是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诸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又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中国国情的这些特点及其与别国国情反差之大，决定着中国不仅迫切要革命、能够革命，而且有其特殊的革命性质，要走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直接借用，唯有走“结合”道路，即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去探索去创造出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路。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是这一特殊国情的客观要求。而毛泽东正是因时代的召唤、国情的需求，在自己的、也是不断总结全党的斗争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他的“结合”思想的。

　　二、“结合”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和理论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结合”的历史。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的认识却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痛苦过程。

　　建党之初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结合的道理。但许多党员都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致力于反对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这期间，毛泽东通过领导工人运动，参加国共合作、开展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尤其是用大半年时间回韶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使他对中国社会、社会各阶级和中国革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同时期同类的文章中以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之自觉和对中国社会了解之深刻而独占鳌头。这表明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已经比较走在前头。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困境中不仅显示出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而且表现出他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善于斗争的高超艺术。他领导秋收起义本来的目标是打长沙。但在几支起义部队军事上严重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打大城市，会师文家市，并一步步作出了沿湘赣边界南下、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决定，勇敢地迈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步伐。

　　毛泽东的伟大更在于他善于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理论，进而逐步形成他关于“结合”的思想。纵观毛泽东在井冈时期的实践和理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实践经验到理论的逐级升华。1928年10月5日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首先实现了对建立红色根据地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飞跃。11月25日写的《井冈山的斗争》则对井冈山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和概括。1929年12月毛泽东通过与红四军党内错误的思想斗争，又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重要文件。该文件把工作中许多问题提到思想认识的高度上来，从加强思想工作入手系统地解决了建党建军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如何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接轨有着决定的意义。就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结合”思想开始萌发。按龚育之同志的说法，其中关于主观主义的纠正方法的论述，“是后来明确地规范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先导”④。这样毛泽东才能于1930年1月5日的信中，针对当时中央的主张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⑤，“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⑥，明确地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新理论。当这一道路不仅得不到当时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首肯，就是在根据地内也受到不少同志教条主义态度的阻碍时，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一著名的小册子。该著作不仅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⑦，“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⑧，并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⑨。这些表明“结合”的思想在“结合”的实践中通过毛泽东的提炼初步产生了，虽然还没有取得后来那种完备的表达形式。

　　“结合”思想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智慧的结晶。“结合”思想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也是在同种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斗争的需要。但是，随着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出现，特别是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迁移到中央苏区，这种思想理论上的冲突更加尖锐了。王明一伙占据着中央领导地位，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又动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权威的面目出现，的确吓唬住了许多同志。而毛泽东的那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却被诬为“狭隘的经验主义”，受到了排斥。只是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陷于将被歼灭的困难境地，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正确。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也教育了毛泽东。毛泽东通过王明路线更深刻地认识到正确的路线还必须有正确理论的支撑。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便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对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以建树起抗日战争中我党的战略策略理论体系。为着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批判教条主义，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愤读书，进行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于1937年夏写下了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对他的路线完成了理论上的升华，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证。

　　“两论”对“结合”思想的最后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将毛泽东的路线与马列主义有机联结起来的关节点。它为“结合”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如果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对其井冈山时期的实践经验第一次作了哲学理论上的提升导致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话，那么“两论”则是通过一次反复，主要是王明路线带来的反复，对新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在哲学理论上作的又一次提升。由于这次提升是在第一次提升之后，更由于经历过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所以第二次提升的理论意义更为重大。它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点——实践观点，建立了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上相一致，又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这理论不仅将理论和实践之统一、一般和个别之统一这个核心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突出了出来，而且作了系统的周密的论证，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更加深化和系统化了。更重要的是，“两论”从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两个不同角度内在统一地为“结合”的思想路线作了充分论证使之更具理论深度、理论特色和理论的说服力。至此，我们可以说“结合”思想已经成熟，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

　　之后，又经过二年多酝酿，到1939年10月4日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以完备的形式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⑩的思想，并以“结合”为基本线索概述了党的历史。这样“结合”思想被概括了出来，并放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上来了。“结合”思想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18年实践和理论的艰辛，凝聚着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三、“结合”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在讨论“结合”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之前，应对“结合”思想作些分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就马列主义的普遍意义和我们国家特殊性来说的，是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来说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当然应从这一层次上来定义。但是，“结合”思想还包含着更丰富的内涵。首先从哲学上看，“结合”讲的是理论和实际、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站在这个高度上看“结合”，那就不仅仅在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这一层面上要讲结合，而且在理论和实际关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有个结合的问题。正像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说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1)。这样“结合”思想就应理解为一种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所不同的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态度，对马列主义的态度，即毛泽东说的“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从哲学世界观、方法层面上讲的“结合”思想。《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个层面“结合”思想的展开。

　　其次，“结合”思想还包含着一系列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包含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际上都是实现“结合”所必须的。实事求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结合”的基础，是实现“结合”的根本环节和根本方法。群众路线则是使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脱离实际的重要保证，也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并贯彻下去的重要途径。独立自主是鉴于“结合”思想而形成的处理国内国际、内因外因关系上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关，毛泽东总结了我党革命斗争的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有利于“结合”的工作方法。譬如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关于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及蹲点、解剖麻雀、弹钢琴、抓典型等等。

　　此外，“结合”思想更为大量地体现在毛泽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著作中，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解放后的一些成熟了的毛泽东的著作之中。在这些著作中，“结合”已不仅是一种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成了实现了的活生生的指引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对“结合”思想有了这样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结合”思想的地位。

　　第一，“结合”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哲学思想涉及认识论、辩证法、方法论、唯物史观、伦理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内容十分丰富，但其精髓就是“结合”，即认识和实践、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统一于实践、统一于个别的思想。这因为它站在哲学基本问题高度，极其概括而精辟、唯物而又辩证地回答了普遍的思想理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一开始就论述这一思想并把“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2)概括为实践的观点，称之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13)。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在阐述了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之后，也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4)。“两论”实质上都是围绕着“结合”思想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实践论》论述认识和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结合)的运动；《矛盾论》以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的层层深化具体化的剖析为主线展开了他的对立统一(结合)学说的。而“两论”本身则又是毛泽东全部哲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第二，“结合”思想也是贯彻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可以按历史时期划分，也可以按涉及的领域划分，甚至还可以从每个时期和领域中进一步分出基本思想理论以及路线、方针、政策等许多层次。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领域乃至不同层次上，毛泽东都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但是作为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结合”思想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或者说是基本特征。且不说人们熟知的他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中贯彻的“结合”思想；也不说在政治、军事、文化等等领域中他“结合”上的贡献，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毛泽东也是强调“结合”的。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15)。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结合”的产物，是他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吸取苏联在建设上的经验教训，集中精力对34个部门进行两个半月调查，总结出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他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尽管今天来看也许会觉得还不够深刻，但无论那一条都无可否认地体现出了中国的特色、体现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探索。这在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1956年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第三，“结合”之所以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阶段方面，是因为它是毛泽东构建自己思想理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在建树起了“结合”思想之后，他便以此为强大的思想武器，逐一解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乃至具体政策的制定等一系列抗日战争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写出了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着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使之成为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理论。这样毛泽东思想才系统形成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后，中国共产党人用“结合”的思想武装了全党，“结合”作为一种根本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全面贯彻，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进一步在新的革命实践中，在新的“结合”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四，违背“结合”思想也是毛泽东晚年的失足之处。“结合”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特点是它的过程性，它强调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在理论创立之初，而且在实践和理论跨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坚持新的“结合”。一旦我们又背离了“结合”，或者在新的结合上做得不那么好，同样也会犯错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使事业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是这样。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突出地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从此，党的八大曾对国内主要矛盾及时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却不那么谦虚谨慎了。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他没有坚持按“八大”变化了的认识去观察整风反右中的问题，相反沿袭过去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去看待新形势下出现的诸多矛盾，将许多人民内部的问题扩大为阶级斗争，以至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6)。这样通过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左”的思想三落三起，愈演愈烈，到社教中更是作出了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严重估量。“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估量下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在这种估量下形成的。它们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也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根本上背离了“结合”原则，最终给全党、全国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事实从反面也教育我们，“结合”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须臾不能离开的。

　　四、“结合”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思想武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努力，那时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实际上背离了“结合”原则，导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留下更多的是沉痛的教训，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应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算起。

　　“文革”后，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重建“结合”的原则，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两个凡是”的斗争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重建“结合”原则的斗争，是“结合”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深化。毛泽东当年建树“结合”思想主要针对王明路线，反对照抄马列主义的词句，反对照搬外国的经验；而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着新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我党自己在“结合”中形成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晚年错误，以及如何走出历史的误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史时期开辟出新的道路。因此，(一)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重建“结合”原则的过程中更突出地强调实事求是，并将它提到了新的高度。当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他就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17)。之后，他们不断强调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系统地、历史地专门论述了实事求是，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8)，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同年9月16日他又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并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20)。(二)也因此，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解放思想。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将解放思想列在第一位，首先论述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接着又论述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所以突出解放思想，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从毛泽东晚年错误阴影中走出来，就不能很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21)，如果不解放思想，“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放不了”(22)，更谈不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了。正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树立实事求是作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在于它重建了“结合”原则，为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顾改革开放15年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回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树过程，我们不能不深刻地认识到当年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解放作用，不能不深刻地体会到“结合”思想的伟大威力。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时，就强调“结合”。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这个理论形成的每一步也确实坚持着“结合”原则，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像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就是从这个理论包含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新的时代特征的分析，还是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无论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还是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也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法，以及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等等，无一不体现着“结合”思想，无一不是邓小平在“结合”上的创造。

　　邓小平的“结合”思想毫无疑义是毛泽东“结合”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它有着与毛泽东“结合”思想相同的理论内涵，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邓小平自己的理论特色。

　　所谓时代特征，一方面指，由于50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的新科技革命和多少年来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了，和平发展成了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我们有了长时期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也指，中国通过2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之后终于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建设，并真正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历史时期。时代和工作主题的转换，势必要求我们换脑筋，要求我们实行新的“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新的时期实现的新的“结合”，所以它被称为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的“结合”思想又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结合”中的坚定性、独创性和彻底性。这些特色在他1992年南巡讲话中表现尤为突出。(一)坚定性，即牢牢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丝毫也不放松。有人以为邓小平是不大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实不是这样。他十分注意学习马列，他的理论也都是背靠马列基本原理的。只不过他强调“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待马列主义本身的正确态度。比如，邓小平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这是马列主义的根本观点。邓小平坚持了这一根本观点，并且抓住不放。1962年的猫论就贯穿着这个根本点。1975年复出主持工作后，他仍坚持这一根本点，抓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卓有成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更是以此为出发点开辟出了新的时代，1989年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也未能使之动摇。(二)独创性。邓小平在马列主义根本点上的坚定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因此他又最大胆最灵活地从当前世情、国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鲜明地体现出邓小平在理论上的独创性。要知他在1979年11月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思想，在当时情况下，这要有多么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啊!(三)彻底性，即将“结合”思想贯彻到底的务实精神。务实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反映到理论上就是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就拿“发展”来说，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24)，“发展才是硬道理”(25)。但他讲的发展决非泛泛之谈，而是努力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现同当今中国面临的实际结合起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的，而且这种讨论层层深入，越来越落实到实际上。首先，邓小平讲发展是依托着对当今时代和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着实在的时代特点和国情需要。其次，他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26)，“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7)等又使发展有了更为具体的机遇条件和更为具体的发展形式。再次，他讲发展还强调从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实际出发，决不搞攀比，决不搞一刀切，包括上台阶、翻两番都不求一律，都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28)。这样，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把发展必须实事求是的思想贯彻到底了。

　　“结合”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并在将来仍然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思想武器。实践在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完善和发展。要保证理论的正确、实践的成功，只有靠我们更自觉地坚持“结合”思想，在“结合”中创造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新理论。“结合”思想是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的光辉哲学遗产，邓小平又丰富和发展了这笔遗产。它是我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是关于“结合”思想的最新概括。它同过去的概括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相比，精神一致，表达则更科学。

　　②参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

　　③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④《在历史的转折中》，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8页。

　　⑤⑥⑦⑧⑨(12)(13)(1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7—98页，第98页，第109页，第115页，第116页，第284页，第284页，第320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16)转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48页。

　　(17)(18)(19)(20)(21)(22)(2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2页，第109页，第121页，第121页，第122页，第122页，第372页。

　　(24)(25)(26)(27)(28)《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第238页，第236页，第236页，第236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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