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珠昂奔

　　西藏问题是中国民族问题中较为突出而复杂的问题之一。西藏和平解放后的40年，是毛泽东民族思想在西藏实践的40年。总结这一伟大实践，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好西藏问题，对于国内其他民族地区乃至国际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有借鉴意义。

　　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让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分裂往往是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进行从而得逞的。帝国主义觊觑西藏，与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1774年，东印度公司派秘书波格尔由不丹进藏，企图“和平通商”；1779年，英国驻印度总督赫斯定再次派忒涅·桑德潜入西藏活动。英帝国主义霸占西藏之心早已有之。自尼泊尔、布丹、锡金等国先后沦为英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刺刀已指向拉萨。继而发生了西藏人民保家卫国的隆吐山、江孜等战役，西藏人民同东南沿海人民一样加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浩浩洪流，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1904年9月7日，腐败的清政府与英签订《拉萨条约》，严重地挫伤了西藏广大僧侣、爱国人士抗敌卫国的积极性，英军进入圣地西藏，13世达赖流亡，西藏的形势日益复杂多变。1904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推翻帝制的喜悦，经历了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的苦难。

　　北伐战争、8年抗日战争，3年全国解放战争，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在西藏社会，西藏内部的独立与反独立势力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针对西藏民族的特殊性和西藏内、外矛盾的特殊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有利于长远的民族团结和藏民族利益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毛泽东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17条协议中明文规定了中央承认西藏现行的政治、宗教制度，和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发展农牧工商业，发展语言、文字、教育等，而第一条之第一句便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这一条很重要，西藏地方政府不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就很难维持西藏的和平，也就不可能彻底抛弃“独立”主张，真正回到祖国怀抱。像1950年欲进藏劝说达赖的格达活佛(时任西康省政府副主席)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及“独立”分子的忌恨，受阻昌都，后中毒身亡，便是突出一例。

　　事隔40年，我们再来回顾毛泽东的这一方针，确乎英明伟大。西藏是个特殊的地区，藏、汉民族曾经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同时也有过战争和隔阂，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唯物主义。倘若当初以战争手段解决西藏问题，其遗患是难以估量的，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解放少数民族地区，这是毛泽东处理民族地区的解放事业中成功而成熟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实现，为进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进行社会改造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基础

　　和平解放以前的西藏社会还处于封建农奴制时期，占总人口5%的官家、寺院、贵族三大领主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广大农奴缺衣少食，没有人身自由。因此，要让西藏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就必须首先解放生产力——让农奴获得解放。要使农奴获得解放，必须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毛泽东针对当时西藏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提出了西藏革命分两步走的基本方针：“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西藏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特别注意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4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还亲自教育西藏宗教领袖说：“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并用释迦牟尼的故事来启发他们：“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并说：“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

　　同时毛泽东又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指示，西藏的民主改革到底在什么时候进行，要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商量解决。一面加强对上层的统战，一面做群众工作，通过修路、贸易、兴办学校，免费医病等方式，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如此，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为进行民主改革创造条件。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实际上这是革命斗争的必然，反动上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拼死地反对改革。而广大农奴为了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必须推翻封建农奴制度，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农奴阶级用何种形式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已。旧制度不让位于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和发展。毛泽东说：“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的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能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历史的剧烈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这一冲突的发生总而言之是有利广大翻身农奴的。毛泽东说：“西藏问题总要来一次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的暂时缓改。”将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结合起来，把西藏上层分为左、中、右、叛，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参与叛乱的没收其生产资料，对没有参与叛乱的由国家出资赎买其多的生产资料，再将这些生产资料分给翻身农奴，极大地鼓舞了翻身农奴当家作主和生产的积极性。

　　西藏人民终于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民主改革，实现了毛泽东制订的西藏革命的第一步，而跨世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改造是民族进步的基础，毛泽东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是解决西藏这种社会发展滞后民族的重要途径。

　　三、帮助发展滞后民族是大国中发达民族的历史责任

　　早在进军西藏时，毛泽东便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进藏部队加速修通了青藏、川藏两条公路，保证了物资供应，同时开荒种田，生产自给，如此既解决了部分的给养问题，也减轻了地方的负担。1952——1955年间毛泽东多次接见来自西藏的致敬团、青年参观团等，并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说：“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①帮助而不是掠夺，扶植而不是奴役，平等相待而不是压迫剥削，这是共产党与历代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根本区别。40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西藏社会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也与这种真诚的而不是虚假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帮助分不开。其一，在政治上，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广大农奴由农奴成为国家的主人，行使着自己的民主权利。据统计，1988年召开自治区五届人大时，那曲、日喀则、林芝、山南、拉萨五地市共有选民784754人，参加投票选举的736740人，参选率达93.88%。作为一级权力机构的自治区人大11名正副主任中，藏族9人，汉族2人；26名委员中，藏族17人，汉族3人，白族、珞巴族、门巴族、回族、內恕⑾亩腿烁�1名，藏族占大多数，充分体现了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自治区的民族自主权。在区域自治地方，民族干部的培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毛泽东曾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②建国之初，党曾将培养、训练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两项中心工作之一。40年来，西藏的干部队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89年底，全区已有少数民族干部37238人，占干部总数的66.6%，一大批符合“四化”条件的藏族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其二，在经济上，投入大量资金修筑川藏、青藏公路，并积极发展农业、牧业，据统计，1952——1958年中央给西藏的地方财政补助累计3.57亿元，1959——1965年，累计达5.9亿元。196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9.07万吨，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66.1%；1965年全区牲畜1701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6%。到1989年，中央对西藏的补助累计达133亿多元，这的确是个惊人的数目。

　　不用我们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支援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精神的鼓舞下，尽管底子薄，西藏在经济、交通、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也是40年来，西藏之所以稳定发展的基础。西藏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使广大的西藏人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对增强民族团结，反对西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③毛泽东是从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思考这一问题的，这也是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理论的核心。从东欧剧变和原苏联的解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慎重稳进”是解决复杂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针

　　50年代初，毛泽东即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一指示的确对西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藏有何复杂性？我以为主要有五点：一是西藏自然环境与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都不同，这里是世界屋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缺氧、多雪、干燥、寒冷。这一高海拔特点，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二是西藏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生活区，占总人口90%以上的藏族人民生活于藏传佛教文化的特殊环境中，有独特的人文环境，生活习惯。三是西藏社会发展滞后，人民还生活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既有浓重的宗教气氛，社会生产力又十分低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还处在起步阶段。四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插手西藏，西藏既在文化上被无数人当作“香格里拉”，又在政治上成为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五是历史以来，藏汉民族实际存在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针对这样一个地区，其工作难度是不难想象的。

　　其实，早在1950年6月，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具体工作步骤，防止机械地照搬汉区的工作经验，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的指示。对于西藏问题，中央更是慎之又慎。从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一些谈话中我们可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1952年4月，对是否改编藏军一事，毛泽东说：“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让步，因为《十七条协议》之8款就明文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1953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说：“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④

　　此后的一些时间里，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类似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推行“慎重稳进”方针，也收到了多方面的效果。“慎重稳进”既是特殊环境下的办事方针，也是符合事物的辩证原则的，毛泽东对西藏问题也曾如此讲：“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结果就反而加快了。”符合规律地稳定地发展，本身就是速度；一切从实际出发，西藏的实际要求慎重、稳进，盲目推进就会出漏子。比如1956年4月，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工委鉴于邻近少数民族地区都在积极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便向中央报告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增设机构、干部和职工。由于上马太快，工作脱离实际，问题也迅速出现，一些地方发生叛乱和反对改革的骚扰活动。中央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从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看，实行改革的时机还没有成熟。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并提出西藏在六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只要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步子就走得顺畅；反之，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推进，就出偏差，就失去民心。比如仅“文化大革命”破坏寺庙一项，就为藏族人民深恶痛绝，尽管这笔帐要算在“四人帮”头上，但投在西藏广大僧侣和教民心上的阴影是很难在短期内消逝的。稳进的基础是慎重，不慎重就很难实现“进”的目的；“稳”是针对特殊环境中特殊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并不是左顾右盼，畏缩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坚持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制定西藏长远发展的蓝图，西藏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全区国民总产值21.1亿元，国民收入16.7亿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97.64%和324.36%(含中央巨额补贴)；人均收入397.25元，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了149.8%。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有18个年头了。尽管他晚年犯过错误，而他对西藏问题的宝贵指示，如今仍为西藏广大干部群众所称道，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一部分的他的民族思想在西藏成功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至今仍是解决西藏民族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学院)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日。

　　②《人民日报》1973年3月15日。

　　③《新华月报》1954年7月号。

　　④《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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