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枢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①其实，他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②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他的史学理论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重大作用。

　　一、毛泽东孜孜不倦地阅读史书，伴随着他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读史与思考的良好习惯。“《隋唐》、《三国》、《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历史小说，培养起他最早的史学兴趣，对他“影响很大”③。读中学、师范时，他就读过《左传》、《史记》等许多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回忆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④他也学习西方的历史，“我将诗、传奇、古希腊的故事和有关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历史和地理的严肃学习结合起来”⑤，对世界著名人物如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也很熟悉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列强环列，蚕食鲸吞，亡国灭种，危在旦夕。他是怀着炽烈的爱国救亡思想与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态走向社会的，因此对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推崇备至。开始，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崇拜；继则为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所吸引；1915年以后，毛泽东又受《新青年》的影响，热烈支持并参加新文化运动，这就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与行动基础。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于1918年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在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大钊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工作，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19年他第二次上北京，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著作，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⑦。自此以后，他更自觉地“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几乎无所不读。在井冈山时期，环境险恶，他仍如饥似渴地找书读；长征到陕北以后，他千方百计托人搜购历史书籍⑧；新中国建立，他日理万机，更挤时间发奋读书，先后通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还浏览了各朝纪事本末⑨。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中国，使他成为把历史科学作为理论武器的杰出的革命家。

　　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典故启发群众，有文可查记在《毛泽东选集》上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世界历史事件4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一百余人，因此他的讲话妙趣横生，百听不厌。他列举史实，总是那么得体，适合听者的接受水平，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不论多么深奥的哲理，经他比喻，就明白易懂，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对一般人作宣传如此，对高级干部也常以史喻今，使人深受教益。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需各级干部提高领导水平以应付时艰，毛泽东不是泛泛说理，而给一些负责人念了成都武侯祠内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剑川白族人赵藩。上联讲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悦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用“审势”来说明孔明治蜀的指导思想，称赞他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执政者从中吸取教益。毛泽东古为今用启示干部，起了很好作用。“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短短的一副历史对联，抵得上长长的一篇演说。毛泽东还善于借鉴先人的征战经验，丰富军事指挥艺术。对历史上许多有名战例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蜀吴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⑩，都了如指掌。他熟谙战国孙子、汉朝张良、三国诸葛亮(11)等著名人物的高超谋略，结合实践运用自如。毛泽东远远高出他们之上，足智多谋用兵如神，成了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2)的军事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中国史学的薰陶，就不会有能对20世纪的中国举足轻重的毛泽东。正如在30年代已对毛泽东有所研究的斯诺说的：毛泽东对革命“绝对的自信”，“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据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那种镇静和自信”，并认为毛的王牌之一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13)。

　　毛泽东爱读史书，成了他工作的必需，但他不是埋在故纸堆里不能自拔的人。他生长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肩负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处在中国革命的旋涡中心，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去了解中国国情，如他所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与前天”(14)，而去研究历史，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这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与目的，也是显著的特点。特定的条件虽然使他未能写出专门的历史巨著，而却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精辟的见解，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毛泽东著作从总体上、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历史巨著，关于中国人民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纪录。毛泽东因其饱学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史学家。只有掌握这些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在历史科学上的成就与局限，及其对现实与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以前的几乎所有思想家“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时，强调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5)。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也说：“横着去看人类，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是社会的变动”(16)，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他无论在了解国际、选择革命道路与制定斗争策略上，都得力于史学研究之功。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通过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7)对这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有阶级社会，随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会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8)这就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历史前提。毛泽东对自己的民族有较全面的认识，并有强烈的自豪感。他指出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优点：“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9)他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正确阐述，无疑对民族虚无主义是最好的批判，其深远意义还在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与激励。我们的老祖宗在不毛之地，开拓古代文明，并站在世界文明前列，今天我们有何理由不去攀登世界现代文明的高峰？毛泽东还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昂扬的民族精神作过总结，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20)。通过对祖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不仅自己确立起民族自信心，而且不断向人们宣传，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1)可贵的是毛泽东这种民族自豪，不是对民族历史的盲目陶醉，而是建立在对民族发展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坚强信心。他寄望于未来，着眼于当前，十分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2)，“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3)毛泽东的民族自信心，经历了强敌入侵的历史考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强盗疯狂并吞半个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他稳如泰山，指挥若定，满怀信心地预言：“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24)。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使中国近代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25)还形象地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26)。毛泽东一贯地、系统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温暖着旧时代一颗颗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心，唤起了人民新的觉醒，振奋民族精神。他的民族自信心，也经过了新中国建立后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60年代初，西方的封锁未除，北边的烽烟骤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27)，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28)的大无畏气魄顶住了逆流。毛泽东的坚定信念来自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中华民族正确认识。

　　历史科学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认识根源。

　　二、毛泽东揭示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落后、发展缓慢的本质特征及其原因，指明了中国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与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从而为制定革命长远目标、实现现代化，从深层次上埋下了理论基石。

　　毛泽东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着重考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现象，加深了对封建制度延续3000年之久的旧中国的认识。他从出土文物与文献史料中得出周秦封建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29)。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其特征是：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二、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要将收获的部分甚至大部分奉献给土地所有者；三、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官吏及主要是用来镇压农民的军队；四、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国家(30)。这就大体勾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他还进一步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31)对这一国情的认识至关重要，影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党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政策。毛泽东把它看作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32)。从这个“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着眼，他不断强调批判封建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强调保护民族工商业，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坚定不移地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作为革命的目标。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明智地提出二个极为重要又未被充分重视的论点。即：一、科学是武器。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33)；二、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4)。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是中国长期封建制度留下的两个苦果，一直影响到中国的近代与现代。毛泽东关于科学是武器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就是摘除这两个苦果的对症妙方，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科学事业、提高社会生产力指明了正确的前途。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许多正确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由于长期战争环境，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仍然把精力集中在政治运动上，因而未能作为主导观点而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不然我们的弯路肯定会小得多。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5)，“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6)，捍卫与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拨正了中国现代化的航向。

　　三、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了解中国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37)。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38)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9)这种变化即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对我国影响有二个方面，“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联系；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40)。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的。”(41)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42)，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更为一目了然。毛泽东从以往中国人民斗争史实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这些斗争虽曾取得过胜利，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3)他又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44)，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45)，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即导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二步走的结论。这一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一整套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正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的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同时也使我们加深理解毛泽东与党中央反复强调学习近代史的意义。

　　四、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吸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启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中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46)他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47)，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48)他同情农民造反，很喜欢看“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49)，还常以宋朝农民起义来比喻中国共产党人上山打游击是“逼上梁山”正义的事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面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50)。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显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51)毛泽东把这个真理概括为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2)。他还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53)，“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54)。正如马克思说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55)。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的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56)。旧式农民战争受流寇主义、小生产的散漫性与平均主义的影响，往往不能成功，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57)，即使胜利，也无非是改朝换代，翻不了封建皇朝的天，覆不了小农经济的地，皇帝换姓，农民仍在十八层地狱，在封建统治下苟延残喘。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有根据这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是现代革命者的血的经验的结晶，又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惨痛教训的升华。

　　五、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确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明确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8)。他在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科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如从孔子编纂《春秋》算起，也已有2500年之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了历史学，才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有人出，他们曾有过闪光的思想与丰硕的成果。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主体人民群众反被排除在外。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大都被污蔑为“贼、匪、寇、盗”而无一个好人。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59)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0)。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逻辑地系统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61)的思想，又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2)这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即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体。领导者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与领导。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63)，要求“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64)，这就大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学说。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是党的宝贵传统，也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武装全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靠了它团结各族人民、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斗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才克取了无数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65)，“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66)，中国人民开辟了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新纪元”(67)。

　　三、毛泽东的史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古知今、推导未来，正确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范例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国指出了光明前程。在他的全盛时期整个意识形态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唯物史观一统到底，践履了恩格斯说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毛泽东的思想、学说、史学成就，正是这一时代、中国这段英勇壮烈的历史的映照。他正确处理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史学研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向导。以事实雄辩地改变人们把历史与现实割裂、把历史研究当作“发思古之幽情”、“眼睛向后看”的偏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处在历史发展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只是前者理论的历史的反映。轻视历史也就是轻视科学、轻视人类自身、轻视自己的未来。当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以东方巨人的气魄，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68)的时候，也宣告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历史观以及他的历史预见的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与毛泽东个人的成就，这时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在1935年挥写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中说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69)。“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时得到了历史印证。而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也在毛泽东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高峰。

　　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学必须面向时代。毛泽东是革命家、理论家与史学家三位一体，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因为他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领导者，亲自参加社会变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所以也就最能感受时代的脉搏，最迫切地需要听到历史的心声，最渴望得到人类已积聚的智慧与知识，为我所有。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70)他善于把中国当今社会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观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从发展中探索规律，把握机遇，指导实践，使古老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沟通，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的历史创造的实践相联结。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有志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不能割断历史忘了祖宗。而缅怀祖宗，还是为了造福子孙。不重视历史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正如一位外国历史学家说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的”(71)。历史学首先是一门记述科学求实科学，重史料、重考据、重事实。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是它的灵魂；彰往察来、古为今用是它的功能。如毛泽东所云“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里引出正确的结论”(72)。如果离开“实事求是”，也就失去了史学的灵魂。忽视史实，把历史当作主观随意性为所欲为的天地，这是对历史的亵滨，当然是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所不可取的。毛泽东与旧史家不同，在于他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财产，立意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他的优势在于社会实践与史学理论双向互补，相得益彰。是时代塑造了他，更是他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的收获!

　　历史科学门类众多，内容广泛，在发挥社会功能上，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历史学者所处条件不同，也是不能划一要求的。研究成果有的直接应用，有的只是间接有益，有些甚至在当前的“无用的”，但却可能是无价之宝。对待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辩证地解决，防止狭隘功利主义的近视看法。

　　毛泽东的引路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对历史学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历史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临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73)。

　　“踏践实地的健足”去登临历史高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毛泽东的史学成就正在这里，给人的启示也在这里!

　　毛泽东的史学之功一言以蔽之：在于引导中国人民认清前进的道路，“走历史必由之路”(74)。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为人民“指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75)，“决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76)。

　　今天，历史向中国人民展示更广阔、更灿烂也更复杂的前景与更大的机遇。展望未来，认识未来，看清前程，把握前程，越来越成为迎接与赢得世界与中国美好将来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更需要把历史科学(广义的)作为人生必修课。勤奋攀登这座历史高楼—人类智慧的殿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第650页。

　　③④⑥⑦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08页，第114页，第114页，第131页。

　　⑤《斯诺文集》(四)，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18页。

　　⑧⑨(49)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第198页，第199页，第202页。

　　⑩(12)(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4页，第182页，第161页。

　　(11)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13)《斯诺文集》(一)，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4页。

　　(14)(23)(34)(60)(61)(62)(63)(64)(7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第1083页，第1079页，第1031页，第1096页，第1094页，第899页，第1094页，第80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第20页。

　　(16)(73)《李大钊文集》(下)，第715页，第763页。

　　(17)(19)(20)(22)(24)(25)(26)(29)(30)(31)(37)(38)(39)(40)(41)(42)(43)(44)(45)(46)(48)(50)(51)(52)(53)(54)(56)(57)(70)(7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2页，第625页，第623页，第708页，第382页，第703页，第709页，第664页，第624页，第624页，第646页，第633页，第626页，第630页，第631页，第632页，第564页，第666页，第683页，第625页，第625页，第634页，第544页，第547页，第692页，第605页，第418页，第625页，第534页，第559页。

　　(18)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同年会议上的讲话》。

　　(27)(28)(69)《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第116页，第61页。

　　(32)(47)(6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0页，第1510页，第1516页。

　　(33)毛泽东在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40年3月15日《新中华报》。

　　(35)(36)《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第67页，第60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九)，第48页。

　　(5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59)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6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6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6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89页。

　　(7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75)(7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4页，第243页。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相关专题：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