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建才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增长悖论”。现阶段，虽然政府主导投资的惯性依然很大，但中国的社会投资已经开始复苏，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和自主机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上升通道。在这里，笔者想借用李嘉图效应对此进行梳理，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相应的就业增长。

　　在以前的文章中笔者曾指出，“增长悖论”可以由技术进步论、结构调整论、有效劳动需求论进行经济学上的解释，并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力度不够大(至少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不足以弥补由于激励机制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使劳动效率提高以外的部分，所以从就业的角度出发才能解决面临的困境。

　　大卫·李嘉图曾经说明，机器与劳动力处于持续的竞争之中，而且前者往往要等到后者的工资有所增加之时才能够得到运用，也就是说，工资的增加会促使机器去取代劳动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发展了的李嘉图效应宣称，相对于产品价格的工资普遍变化，将会改变不同的行业部门或不同的生产方法所使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比重或程度，进而改变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获利能力。李嘉图效应的实质在于，工资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企业的行为，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有可能陷入到我们所说的“增长悖论”状态，特别是当企业对价格的反应过于敏感或反应过于迟钝的时候，而中国转型中的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符。

　　李嘉图效应可以把技术进步论、结构调整论、有效劳动需求论对“增长悖论”的经济解释统一起来。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来理解，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不管是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还是包含有效劳动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的内部收益率(internalrateofreturn)的下降，这个时候，按照哈耶克的分析，会促使企业普遍转向那些需要较多资本的生产方法，当然，这种转向也会因为各个企业内部收益率的变化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然而，很明显的是，这种转向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不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的矛盾。这只能说明在中国现有的既定制度的约束下，在用的劳动力的工资已经相对而言足够高了，换句话说，人力资本投资是不足的，中国现阶段存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已经出现了失衡现象，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已然相对过高，这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对中国的看法是一致的。

　　事实上，这种解释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宏观层面好于中国经济的微观层面，宏观和微观的背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李嘉图效应的作用。实际情况是，中国的汽车、房地产等具有支撑作用的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周期，虽然这些行业具有联动效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增长，但是这种良性循环只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而且也不可能是整体的，因为投资巨大的特点本身就决定了这种情况，或者换句话说，是李嘉图效应决定了这种情况。中国存在投资增长偏快的体制性原因，而这一轮投资明显具有企业进入设备更新期的特征，企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拉动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

　　总之，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就充满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扑朔迷离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人为的和非人为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既要在发展中转轨，又要在转轨中发展，问题错综复杂也就不足为怪。但是，不管是对政府投资还是对民间投资来说，投资必须以居民有效需求为依托，否则整体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内生出来，在李嘉图效应的作用下就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必须分清楚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现阶段中国的高投资一方面反映了“被动的”李嘉图效应(由于投融资体制方面的“短期”原因)，一方面反映了“主动的”李嘉图效应(由于经济增长进入了新阶段的“长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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