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感染SARS的医务工作者，王贺在2003年的经历并不能反映所有SARS患者的遭遇。逝者已经远去，而大多从SARS魔掌中逃脱的人在未来要面对的远比王贺更多

　　本刊记者/李 楠 记者/任晨鸣

　　(发自北京)

　　王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主管技师、细菌室组长，SARS患者。

　　12月13日，在人民医院的一间特护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定期到医院复查身体的王贺，他曾是北京SARS患者中病情最严重者之一，现在“身体已经基本康复”。

　　王贺是幸运的，他在死神面前徘徊了两个多月，最终被抢救过来。现在的他，除了肺部出现部分纤维化之外，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显示，在一些SARS患者身上发现的后遗症症状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出现。

　　2003年3月中旬到4月初，SARS在北京乍现的消息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渠道几乎全是口耳相传，人们无法从权威部门得到确切消息。4月2日，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正式向外界表示，北京发现了12例SARS患者，但仅限于“输入型病例”。此后的一段时间，官方对北京SARS疫情的态度闪烁其辞，这直接导致了民间对SARS的疏于防范。医务工作者也不例外。

　　就在这位之后下台的部长对着镜头说这番话的时候，大批的SARS病毒感染者涌进了包括人民医院在内的北京各大医院。

　　王贺不断地为病人进行血、尿、痰等标本的化验，在4月上、中旬的一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大量SARS病人的检测标本，因防护不当，他于4月19日被感染。

　　4月21日凌晨5点，发烧38.5度的王贺在他所供职的人民医院发烧门诊接受治疗，他的右肺那时已经发现阴影。23日，王贺转到地坛医院，确诊为SARS患者。

　　王贺的被感染正巧赶在了中国政府彻底改变对SARS立场的节骨眼上。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例。5天之前，官方公布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还仅有37例。同一天，新华社发布了张文康和孟学农被免职的消息。

　　这一天之后，中国进入了对SARS的人民战争状态，为了遏制SARS，政府不惜代价。而王贺因为政府起初的不重视被传染，又因为政府后来的重视得到了无条件的治疗。

　　从4月28日开始，王贺的病情加重，5月1日上了无创呼吸机。5月18日，王贺转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其时，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19日，他被实施气管切开手术，上了有创呼吸机，并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到7月24日。

　　由于大量用药，王贺说他那段时间没有任何记忆。在约40名使用插管呼吸的SARS重症患者中，只有4人活了下来，王贺是其中之一，而且没有留下后遗症。

　　在王贺躺在病床上的日子里，人民医院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被SARS病毒夺去了生命，有关方面不想看到王贺成为第三个死难者，于是保住王贺的命不再仅是个医学问题。一位熟悉王贺抢救过程的记者说，为治疗王贺花费的医疗费用简直可以用“无法计算”来形容。

　　7月21日，王贺回到人民医院——他自己的工作单位进行康复治疗，该院专门为他改建了一个隔离病区，并为他一个人修建了独立的氧气中心。为表彰王贺，人民医院党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一决定是5月22日做出的，当时王贺还在昏迷中。

　　王贺在人民医院是出名的“老好人”，他的朋友说，他良好的心态帮他捡回了一条命。在刚刚上呼吸机时，病人的感觉是很痛苦的，下意识地想把管子拔掉，为了配合治疗，王贺主动要求医生把他的手绑在床上。

　　现在，王贺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需要间隔而不断地吸氧，但他坚持进行康复锻炼。在和本刊记者交谈时，他话不多，但一直面带微笑，还随着电视上播放的太极拳教程慢慢地比划起来。

　　记者在人民医院内看到一尊刚刚树立起来的丁秀兰的铜像。丁秀兰是王贺的同事，同样在治疗SARS病人的过程中感染，但她没有王贺幸运，她在与SARS病毒的搏斗中逝去。

　　虽然SARS并不是中国境内存在的最具威胁性的传染病，但SARS的爆发无疑是中国在2003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从隐瞒真相到坦诚面对，SARS留待我们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

　　作为一名感染SARS的医务工作者，王贺在2003年的经历并不能反映所有SARS患者的遭遇，他是被幸运之神眷顾的一个。逝者已经远去，而大多从SARS魔掌中逃脱的人在未来要面对的远比王贺更多。 声明：中国《新闻周刊》授权新浪网独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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