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国家在法律上给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开辟了更多的空间

　　文/毛寿龙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主要由习俗或者政府强制力约束。这种约束，往往以道德的名义，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一部分人的价值标准当作是普世的价值标准。在这种标准之下，人们没有自己的个人行为，没有个人的自由空间，更不会有个人权利的意识。

　　其结果是，一部分人得到了快乐，一部分人失去了快乐，有些人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其中个别的故事成了经典：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主要由法律来约束。现代法律更强调个人的行为标准，个人的行动空间，尤其是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在现代社会里，习俗是宽容的，人道的；法律是保护个人的，约束政府的。社会是宽容的社会，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里，整个中国似乎都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在转型，社会在转型，政府也在转型。市场经济，社会自治，有限政府，个人自由和权利，这一切，虽然很多人都认为是西方所特有的东西，但正在中国到处实践和发生。

　　在新的世纪里，这种转型似乎开始了快速全面变迁的阶段：2003年就是社会和政府快速转型、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发展的一年：

　　深圳某学校试图出台校规，禁止学生在校园里拥抱接吻，但由于广泛争议只好作罢。

　　重庆某大学一对男女学生因同居怀孕被开除，学生状告学校，虽然输了，但已经赢得了公共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延安警察抓捕在家中看黄碟的夫妻，这对夫妻起诉公安局终于赢得公道，证明“家”属于私人场所，公权不得干涉。

　　2003年国家还在法律上给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开辟了更多的空间：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取消了暂住人口管理上“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的条款，无婚姻证明的男女终于取得了同居的权利。有人戏称，“政府权力终于在法律上退出了卧室”。

　　国务院通过《婚姻登记条例》，没有要求申请结婚的双方出具所在单位或者村、居委会的婚姻状况证明，也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个人再次在婚姻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空间。

　　2003年发生的这些事情，至少从经验上回答了很多人一直在困惑的问题：中国需要个人自由和权利，而且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从2003年的经验来看，努力的方法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公民个人要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进行抗争。这不仅要在“关系”上进行“抗争”，更重要的是在道义上进行抗争，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抗争，以及通过立法途径进行抗争。

　　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弱小的，代价往往是巨大的。社会各个方面，应该努力营造一个舆论空间，给个人的努力提供强大的支持。

　　国家要对相关的法律在广泛讨论和辩论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改，以给个人自由和权利更多的空间，更多的保护，并着重在程序上制约政府的权力，给公民维护自由和权利努力提供更多的法律空间。

　　毛寿龙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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