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张志明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对世界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50年代，毛泽东使一个一直被西方人耻笑为东亚病夫式的中国，一举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使几亿受尽压迫的中国人成了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对所有被压迫民族的鼓舞都是震撼性的。

　　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让全世界惊讶得目瞪口呆，毛泽东被很多人(特别是世界青年)视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斗士、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伟大旗手。

　　当然也受到一些人的诘难。

　　以致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说：您改变了世界！(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当时非常清醒，他不无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毛泽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已经过时？

　　但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毛泽东也是世界的”这句话是不是已经过时？

　　我认为没有，但背景和意义的确有了很大不同。

　　那个“火红的年代”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带有更多意识形态背景和色彩；但今天我们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则是在全面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理性评判。

　　这种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今天的中国早已主动融入了国际社会，早已成为世界的中国；而任何国家如果不深入了解日益崛起的中国，就不可能有其21世纪成功的国际战略；而要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走向，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而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毛泽东！

　　所以，美国人别有深意地把1976年以前的中国叫作“毛泽东的中国”，而把1976年之后的中国称为“后毛泽东的中国”。

　　后毛泽东时代：“文革学”在海外方兴未艾

　　当然，国外毛泽东热的主力军首先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文化大革命”。

　　有意思的是，随着毛泽东的过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当国内理论界着意远离那个时代以及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时，国外学界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却越来越热起来，以至于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专门的中国研究学科——“文革学”。

　　不能简单地说西方学者是别有用心。

　　像费正清、麦克法夸尔、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学者对“文革”的评价，有时候反而比国内学者冷静客观，比如：对“文革”时期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有些学者则把“文革”看作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关于人类生存方式探索的巨大社会实验。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对毛泽东的研究特别是对“文革”的研究，不仅对于把握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对人类自身进步的探索，都意义重大。

　　所以，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过去的“文革”起因和重大事件的政治诠释，深化到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关照的层面。

　　这种变化的深层动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日益扩大了5000年华夏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而毛泽东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沉自信和非凡智慧。只有从哲学的境界研究和把握毛泽东，才能更好地把握和预测中国现代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深刻影响。

　　正像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言：毛泽东一直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不管人们如全何面评价“文化大革命”，着实令人叹服的是这位《民众的大联合》的作者在半个世纪后，仍然以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孜孜不倦确信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深刻、确信中国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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