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讨要工钱的民工开始走进法院，而他们手持的证据，却只是工头的姓名……

　　前天上午，记者在建邺区法院采访时偶遇一件事：5个农民工在法院门口直嚷着要见法官，但当工作人员问其要见哪位法官时，他们称只要是法官就行。其中一位姓黄的称，他们在水西门附近一家工地干活，可半年干下来，现在要结账了，工头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到处都找不到，实在没办法只好来法院找法官。当被问起有什么证据时，他们称手上只有某某工头的亲笔欠条。当记者将此事和该院一位法官聊起时，这位法官早已见怪不怪，称每年年底都会有许多民工来法院求助讨工钱，而且这些人一般只希望快点拿到钱，“证据”也大多就是工头的姓名，甚至连工地的名称都不知道，一般这些官司都没法打。记者又从南京其他一些法院了解到，每到年底关于讨要工资之类的劳动纠纷也就特别多，具体比例竟能占到30%左右，其中民工讨要工资的官司大多数没法解决。

　　现场走访：80%的民工曾被欠薪

　　前天下午，记者在南京一些建筑工地进行一番走访后吃惊地发现，竟有80%的民工或多或少有过欠薪经历。在建邺路上的一家建筑工地，记者碰到安徽籍建筑工人张长兵，当记者问及是否有过欠薪经历时，年近50的老张一脸苦笑，“我在外务工十几年了，拖欠工资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现在做工的有哪个没受过等钱罪。”张长兵还为记者讲述了自己去年的经历。去年10月份，他在同乡介绍下到无锡一个工地干活，干了将近一年，张长兵早就企盼工程完工，好拿钱回家给老婆治病，三年前，他老婆在一次干活中被砸成了半身不遂。“工程早在9月份就搞好了，包工头却突然不知去向。”为了讨要工资，他和兄弟们去包工头住的地方找了好多次都没有结果，最后才知道，包工头根本不是本地人，早拿着工程款跑了。无奈之下，张长兵找到当地派出所，却被告知这是劳动纠纷，公安局管不了。“我当时真是急呀，以前就知道有困难找警察，现在连公安局都管不了。”老张叹了口气，“四千多块钱，对于城里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可我们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可全指望它了！”在民警指点下，他们又来到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听了他的描述，无奈地表示：“你们没有签合同，我们也管不了。”最后，监察大队的同志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又指了一条路，他们又摸到当地工会，没想到工会说，你所在的用工单位没有加入工会，我们也为难啊！你们只能去找法院了。“跑来跑去，最后还是得自己花钱打官司。我们做工的，识字的也不多，打官司又耽误打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老张又叹了口气，“有时候我也经常琢磨，你说这打工钱咋就这么难要？”

　　法官建议：要打破“年终算账”模式

　　每到年底或者一些传统节日前夕，总会有一些民工们为了拿到工钱而采取极端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为什么当月的工资不当月发放，总是推到一年结束时政府政策催发、工人屡次催要，才考虑工资问题？在赛虹桥工程附近，一位姓王的包工头道出了原委，像一些大规模的工程和一些建筑行业是比较特殊的行业，一个工程一般需要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才能完工，一天也不能耽误。“如果按月给工人发工资，万一有些工人一下子不愿意干了，直接走人，工程短期内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来顶替，这下损失就大了。”通常，一些重大工程的工资结算都是“年终算账”的方式。

　　针对这种说法，下关区法院一位法官认为这种“年终算账”的工资结算方式明显是不合法的，这给一些工头“空手套白狼”创造了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这位法官还指出，工资结算方式应该是灵活的，可以按周结算，也可以按月结算，关键问题在于要兑现。“现在许多民工都等到年底没钱回家过年了才想到要工钱，而且还希望今天要，明天就能拿到。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个正常的诉讼过程是三个月，即使现在最高院要求基层法院‘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但必要的法律程序总要履行吧，这个过程最快也要半个月。”他还建议，劳动者的具体报酬是多少可以和用工单位协商解决，但工资至少是每个月支付一次或者一部分，每月支付的工资至少不能低于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些都是有法律保障的，“如果用工单位不履行，民工就可将其推上法庭。”

　　社会学家：建立民工社会保障机制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徐翔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普遍存在的农民工讨薪难问题实际上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处于社会弱势地位，身份地位的不平等使之在其外出打工时经常受歧视受欺负。一般来说，农民外出打工最多的行业就是建筑业和服务业。就拿建筑工来说，我国的建筑市场还不规范，一个工程项目往往是大老板接标后再层层转包，就像一个金字塔，而农民工就在这个塔的最底层。在建筑行业里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一般只有在工程主体完成60%—70%的情况下，大老板才会考虑给各分包单位部分资金，而各单位在拿到这笔钱后，往往出于自身考虑，很少有人会分多少钱给民工。目前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很多，因而有份活干对打工者来讲都是幸运的，所以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要跟老板签合同讲权利，像今年南京餐饮业的一些业主跟打工者签合同的就不到5%。因此，在被侵权后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闹”，往往无济于事，所以民工打工一年到头拿不到钱的情况比比皆是。

　　对于如何解决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徐教授提出了他的几点看法：第一，社会要提供给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尊重农民人格，同时国家应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给农民多提供些培训机会，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第二，规范劳动力市场，规范用人制度，建立保护农民工的法律。例如，可以借鉴北京的做法，按月给农民工发放工资；以农民工，包工头，建筑方三方平摊的方式为农民工买保险，保障农民工的权益；第三，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单靠法律途径解决是不现实的，应该综合治理，多方协调。同时，政府应重视农民工讨薪难问题，采取法律手段和监督功能，对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王璟　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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