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香港《信报》12月27日文章《2003年台海危机总思考》(作者 陈子帛)

　　2003年即将过去，两岸关系互动在过去一年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台海危机风云骤起，整个危机过程和发展态势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从“冷和”态势逐步滑行向战争边缘。

　　“冷和”是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关系互动特点的浓缩。从去年陈水扁推出“一边一国”之后，两岸关系新的危机因素开始累积，并在今年下半年逐步浮现。新一轮的台海危机骤起，其最直接的触角源自陈水扁再度祭起“公投制宪”大旗，在美国和中国大陆设定的“红线”边缘游移，试图争取挤压出一个“红线区”，为自己争取连任下届“总统”累积政治资本。

　　陈水扁的政治图谋，引起大陆对台当局的高度重视，北京在短短的时间里，密集地展开对台政策立场的宣示和表态。“台独”意味着战争，是大陆对台政策立场的最新宣示。美国注意到台湾内部局势的变化，也注意到北京明确的示警立场，中南海试图透过白宫对陈水扁进行施压的策略，其间亦发生了至少在表面上被视为是积极正面的效用。尽管局势的后续发展并没有出现1995、1996年台海危机军事演习期间大军压境、炮声隆隆的情境，但台湾“公投法”的通过以及“防御性公投”条款的应运而生，实际上“已经成为高悬在两岸头上的一把剑”。

　　从“冷和”到战争边缘

　　陈水扁这次抛出“公投立宪”的政治议题，并将自己构造成大陆、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焦点，这种直接采取正面冲突的战略佯攻，在“临界点”不断作出踩线姿态，应该说，给北京的对台政策因应和运作带来相当程度的被动和困扰。

　　2003年和台海危机，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制衡之下获得暂时和权宜的遏止和化解，从“冷和”到战争边缘的游戏，我们还可以发现若干新的观察思考界面：

　　首先，这场危机恰恰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鼎盛的上升时期。但这次危机正是在两岸民间交往日趋频繁，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日益增加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显示出大陆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与日俱增，相应增加了“台独”分裂势力的焦虑感和加快实施台湾分离主张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也表明，经贸互动的巨大利益以及民间往来的频繁，无法明显和有效改变台湾朝野政治势力在两岸政治整合的既定立场，大陆现在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却无法对台湾多数民众产生预期的吸引力。

　　其次，这场危机过程中的“美国因素”以及美国扮演的角色尤其突出。美国这次对陈水扁主动挑起的“公投制宪”，进行了符合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危机处理，维持现状原本是中美以及台湾三者之间最大的平衡点，但从长远看，美国对维持现状的过度维护和参与，对北京最终按照自己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不利。

　　再次，这次台海危机最大的吊诡之处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政权本土化以及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凸显的民主化，及其在这其中“台独”分离主张和诉求，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在野的泛蓝阵营的两岸关系政策主轴亦出现骤然的转变，意味着台湾朝野政治势力在两岸政策以及台湾未来的前途命运走向进一步趋同化，台湾内部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和民意有效制衡“台独”分裂势力的继续坐大和发展，这种变迁将使大陆对台政策诉求及其成效遭遇到更为错综复杂的形势。

　　处于“闷烧”过程

　　最后，这次危机的发生以及各种内外因素的交叉互动结果，只是暂时抑制了台海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却无法彻底泯除危机的根源。

　　从现在起到明年3月及至5月，台海局势仍持续处于“闷烧”的过程中，台海局势影响所至不只是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直接影响到两岸人民的切实利益和福祉，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台湾政局千变万化过程中，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看待台湾本土化的发展，正确理解和透视台湾政权本土化的趋势和其中合理的成分，正确面对和客观评价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包括两岸政治上的分治客观现实的接受和认知，似乎是当务之急。

　　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和插手，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成为中国在新世纪力图“和平崛起”的最大干扰因素，无法妥善面对和力争最大努力，采取和平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就无法顺利付诸实现。

　　台海局势如何从战争的危险边缘中返回“冷和”的轨迹，以及如何从“冷和”的僵持状态中争取良性互动、共存共荣、互惠互利，最终实现和平整合和双赢，是笔者对台海关系互动的期待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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