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跃

　　国民政府的刑法明确规定，假释是对判处徒刑执行一定期限的犯人，附有条件地提前释放。其主要条件是：1、有期徒刑逾刑期二分之一，而刑期执行必须满1年。2、无期徒刑逾10年，同时必须有“悛悔的实据”。

　　河北省第三监狱在执行这一规定中除了法定条件外，根据司法行政部训令，还具体规定了“若不证明本人(犯人)出狱后之生计或在足以信任之境遇，能确保其为良民生活者，亦不能予申请假释”。这一规定，一则为有钱人犯罪逃避刑法处罚开了方便之门，有钱的犯人被释放，无须为出狱后生计而担忧；二则完全杜绝了政治犯假释的可能，政治犯是无法“能确保其为良民生活者”。因此，劳苦百姓，特别是政治犯，根本没有获得假释的可能。

　　保释是国民政府采用的一种特殊释放犯人的制度，也就是取保监外服役制。依制，犯人取保必须要有亲友作保，更须交纳一定数量的保金。没有保金，有保人也仍是保不出的。在当时，保释也是临时疏通监狱爆满的一个手段。这样既能缓解监狱的人满为患，又能收取保金，可谓一举两得。特别是临近天津解放之时，监狱千余名犯人竟全部取保释放，以致监狱门前接人取保者人山人海，为之堵塞。

　　《大公报》1948年12月21日报道：“津市周围激战中，河北省第三监狱因紧靠城防，亟待疏散。据典狱长谈，监狱及看守所现保释人犯一千三百余名，决采紧急措施，刑期在15年以下者，均即假释，死刑、无期、徒刑及未决犯亦取保疏散。”同时监狱又羁押判刑的汉奸犯74人，予以保释，其中有日伪时期天津市长温世珍、李鹏图、警察局长严家琦等重大刑事案犯。另外，还有曾轰动津门的箱尸案案犯李宝忤、施美丽，白俄杀人犯赖财等也予以保释。《大公报》1949年1月10日以“津监狱大部保释”为题报道：“监狱当局八日曾电河北高院请示可否从轻发落，九日接受高院准予保释的复电，下午四时即开始释放，温世珍、徐良等出狱。”温世珍是日伪时期原天津市长，徐良是日伪时期中国驻日大使，日寇侵占华北时，他们勾结日寇卖国求荣，罪行罄竹难书，但就是这样被判处死刑的日伪汉奸犯，一直拖到临近天津解放也没有执行。

　　从这些历史资料看，国民党实行的假释、保释制度，完全是由统治阶级利欲驱动的。国民党当权者临近全国解放逃往台湾之时大行保释，在犯人身上发了一笔横财。而河北省第三监狱的典狱长就是秉承上司之命，携带办理保释搜刮的大量金银财宝，与国民政府一起从塘沽乘船逃往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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