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跃

　　国民政府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监管制度，也把教诲教育看成“执行自由刑之要素”。《一九二八年部训各省高院》明确规定，在监者一律施以教诲及教育。

　　按照国民政府实施监犯教育计划的解释，教诲即为“劝进道德使其悔悟”，西方资产阶级监狱学者认为，教诲“即专注重于德育之谓也”。也就是对在监人要注重品德行为的教育，依制应有“品德”教育的方法和内容。

　　(一)教诲方法即集合教诲、类别教诲与个人教诲。集合教诲是利用周日或者其他节日，集合全体犯人于教诲堂，听从教诲师教诲；如遇假释、赦免仪式等重大活动时由典狱长集合全监犯人进行教诲。类别教诲是按照犯人的犯罪案由、刑期、次数、捕前职业、个人性情予以分类，将同类犯人集中在工场、监房进行教诲。还增加了个人教诲，即犯人出入监、转监、患病、亲友亡故、受到奖罚、接见、书信以后进行个别教诲。个人教诲可随时随地进行。这是第三监狱采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行刑、教育个别化原则在狱制上的体现。

　　(二)教诲内容国民党当局认为对犯人的教诲教育是“培养德行而启迪新知”的制度。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要对犯人进行教诲，才能使其改“恶”从“善”。因此，第三监狱十分重视对犯人的“教诲”和“感化”，要犯人扪心自问，静心思过。从监房排列到监狱通道都设有教诲标语，如以“温良恭俭”、“礼义廉耻”命名监房；在屋壁上张贴“平心静气”、“忠仁忠爱”、“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等语句；用于教诲堂的条幅，上联是“且静坐抚良心今日所做何事”，下联是“莫乱行从正道前途自有好时”，横批是“懂得善良”。此外，四壁还张贴着黄帝、夏禹、文王、武王、孔子、孟子等人画像。教诲的内容自然是以孔孟道德观为其核心，竭力宣扬封建正统思想。

　　虽然他们费尽心机，但这种教诲的效果并不佳。据资料记载，国民党当局和“三监”也不得不承认“本监收容人犯达1700余人，仅设有教诲师1员，虽终日孜劳，而教诲仍时感无法普及，且人数过多，在监者不能同时听讲，事实使然，殊为遗憾”。尽管其教诲的本质不可能揭露，但教诲难奏其效的事实则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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