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春节,人们都是怎么过的？新春之际，记者敲开了周恩玉老人的家门，聆听这位88岁的老人讲述旧时过年的故事———

　　一位老人和他难忘的三个年

　　-本报记者黄卫

　　1922年

　　没有灯节的春节

　　1922年2月3日，是这一年的大年初一，还是孩子的周恩玉已经熬了一宿，早已跑到床上睡起懒觉，一觉醒来，好吃的已经摆满了一桌。几乎在过年的记忆中，小时候的过年就是能够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吃的，而且又有鞭炮烟花可以尽情燃放。小小子家，对于新衣新帽却不在乎，反正穿两天还得脱下来，不如放炮过瘾。

　　过年也是走亲戚的好时机，蹦蹦跳跳的跟随大人走家串户，给爷爷奶奶、叔叔大爷、大妈大婶磕个头，就能拿到红包压岁钱，虽然爹妈多少也要从中“抽头”收走一部分，好歹也能有节余，可以以后用它来买糖吃，看在以后可以吃到的糖果份上，就使劲地向地上磕吧，逗得大人乐了，还能多给些钱呢。

　　热热闹闹的春节当然少不了正月十五的灯节，然而那一年的灯节却没有热闹起来，周恩玉又长大几岁后听老人说，那一年因为商户发出号召，要求不要比阔办灯节，所以才使得往常繁华的灯节之夜，百无聊赖地过去。天津旧俗，每届灯节，各铺户一定悬灯结彩，笙歌杂作，即使牺牲其数日利润，彼此也要争强斗胜。一夜之间，花费万金，形成比富的“恶习”。

　　十几岁的周恩玉对于没有灯节的那一年非常纳闷，等到读些书、了解那一年的历史背景后才恍然大悟。1922年正是中国外交危急的时节：1921年太平洋会议后，日本对于山东垂涎三尺的嘴脸暴露无疑，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21条协议消息更令国人气愤，市农工商无不群情激昂，在春节前后，市民游行与抵制日货的行动日趋激烈。在这个春节，天津的商户终于放弃了传统的庆贺方式，用游行示威代替了灯节的狂欢。周恩玉清楚地记得，当年各界商民启事传单，要求各商家勿动响器，停办灯节。上面的原文为：“吾国国权、国土，病在垂危，现求大夫医治，生死莫测，国民如有知觉，当然忧愁。若在这个时候还表示一种欢喜快乐的样子，岂不叫世界各国轻视。与外交前途，大有妨害。故恳求大家照以下办法：(一)别敲各种响器，如法鼓、南吵子；(二)停办灯节，本年旧历正月十四至十五，要与寻常一样，不必多燃灯。以上二事，与买卖毫无妨害。不敲响器，可以别的有益游戏替代。不过灯节，又省钱，又省心思，大家一律亦没有争胜的关系。”

　　周恩玉老人回忆，1922年的春节省长公署、镇守使署、警察厅、教育厅、财政厅、实业厅、高等审检厅及军政各官厅，均悬灯结彩、国旗飘扬、彩灯辉煌，而金钢桥、金汤桥、北大关亦均装有五色电灯，一时之盛。但警察保安队、捕盗营、马巡队昼夜巡逡于街道，在各重要路口还有持枪的军人，似乎有煞风景。

　　1931年

　　繁华花市闹津城

　　1931年，是国民政府采用公历，废除中国旧历的第二十个年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是2月17日。尽管政府不号召过这个传统节日已有很长时间，但最有中华传统特点的春节，老百姓照样还过。

　　周恩玉记忆中，那一年的春节十分热闹，一年之计在于春，当此腊尾春头，多数人仍欲温过年的好梦，置办年货，种种筹备，而小商贩们，亦各显身手，以五光十色的新奇年货，供献于购者之前。在进入农历新年前的数日中，所有的商贩都赚了个钵满盆平，虽然政府三令五申，地方官晓谕劝导，终不能扭转此数千年相沿之风尚。

　　2月16日是那一年的旧历除夕，所有年货都挤满了市面。进入腊月十五以后的宫南宫北，估衣街、锅店街一带，年气十足，什么五颜六色的美女画，金光四射的供花，干鲜果品，鸡鸭鱼肉，不一而足，都吸收住大量的观客和买主。如果高兴的想到街面上走一走，到北马路的花市溜一圈儿，或者再高兴买几盆鲜花作过年的清供，却是较买其他的年货高明多了。

　　“北马路的这个花市，是一冬一次的‘年集’，每逢旧历年关接近几天就开市，由清晨到晚上，自东北角的瞭望台，以至崇仁宫一带，街北面临时做了花市，仿佛把积存一年的尘嚣都洗涤尽了，虽然人声异常鼎沸，却显出另一种味道。这条花市上的鲜花，五颜六色，草木皆备，应有尽有。卖花人是淳朴自然的地道花匠，一律都是国产布的衣料，短衣打扮，张口便是浓重的乡音，不过他们也很精明。很普通只值一两角钱的花，就可以索价到四五角钱不止。不过他们的确也很不容易，大多数是从西芥园花场子把花担来，来到这里十里地远近，还不得误时候，每天一个往返，耗费精神气力也就够苦的了。幸亏买花的人有时比卖花的人更忙，清晨起来冒着寒凉便赶到了，心理大概是着急想先买几盆最好的花，在下午，这一段街当然更忙了，行路的人只好躲到街的对面去走，一条便道全用花摆满，当中只留一点地方给主顾们，无形中这条道成了一股小规模的花街了。”周恩玉说。

　　花的种类很多很多，主要的是迎春、梅花、桃花、水仙、兰草、海棠等等，其余如牡丹、丁香、绒绣球、万年青、玫瑰、碧桃、茶花、杜鹃、天竹、石榴、洋水仙以及各种小花小草，还有很多，连这卖花的一时都叫不出名字来了。其中似乎以牡丹和海棠最娇贵，两种花多数都蒙在大花筐子里，筐子有三四尺高，四周用毛头纸包围，顶上是棉盖子，每个筐子里只放一株，所以每两株就要占住一个人来担它，也有的花朵非常大，怕冷风和尘土摧残，于是每朵花就有一个纸包，花朵藏在纸包里当然好多了，不过许多花均是新出窖的嫩枝叶，外面空气太冷，到街上经冷风一吹，结果嫩细的叶儿瓣儿都冻伤了，所以没有经验的买主必须特别小心到这一点，千万不能太相信花匠的解释，这是周恩玉买花的经验。

　　讨价还价是买花的一门学问，卖花人大大的一夸张，说不清真正的价格了，如果真买，打个五折也能成交。周恩玉说：“那时价格差距也很大，牡丹较名贵，每朵一元左右，迎春有大盆小盆之分，自三四角，至三四元不等，盆大、样式特别的价就高。水仙分剑(即花枝)的多少和花瓣的单复，大概每元四五头足可买下了。梅花、腊梅等，没有一定的样式，尺寸也差的很远，所以价钱更没有方法定出标准。四季海棠，红色最多，白色次之，可惜天气太冷，容易冻，有三四角钱就可以买两盆。万年青和兰草比较多，价钱倒还便宜，要价也便不至太贵，桃枝和杏枝，这都是需要插在瓶里才开的花，两小束一角钱。此外更有应时而来的红色江泥的花盆子，大概几角钱便可以买两个。”

　　那一年的春节，政府机关是不号召过春节的，因此所有机关不准放假，照常办公。但名义上虽照常办公，而实际上办公人员已趁此大好春光，别寻佳境去了。有的上午尚能敷衍了事，一到下午，则走避一空，其中能实事求是，认真革除积习者，不过少数人。市农工商更是对此置若罔闻，传统的过年礼仪和风俗照常进行，大购年货，贴春联，祭灶神，放鞭炮，种种旧日习惯，均行之如故，一如往昔。春节情节，就是不能割舍。

　　1946年

　　有人欢喜有人愁

　　这一年的春节是1月24日，在刚刚抗战胜利、到处灾饥荒凉的日子里，天津的春节，却表现出了不太协调的景象。用周恩玉的话说，有钱人家歌舞升平，没钱人家两手空空，即使天性乐观的天津人，也难免有些悲伤。

　　“1946年，当铺的利息达到十五分，限期只有三个月，再加上当时的一成手续费，许多通融款项的人们，对于它实在视为畏途，更何况当铺方面还不肯出高价，于是造成一般人宁肯卖，而不肯当的现象。”周恩玉说，春节前的这几天，许多当铺的门前却一反平日冷清清的情形而变成熙熙攘攘、门庭若市，几家出价较为公道的当铺，竟水泄不通地挤满了人。一件皮大衣，当洋五万，扣去手续费等，只能得到四万余元，一件棉袍或是一件大褂，只能当到一两千元，虽然一件大褂的成衣费还要七千元，但是当铺老板是一概不问。可怜那些期待用衣物典质一些金钱来开付节关债务的人们，虽然被层层剥削，还得笑颜相对地央求当铺老板放宽限度。不过，旧社会的一般人家不会没有典当的经历，我也一样。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娱乐已经不再拘泥于麻将桌和走亲访友，舞厅、电影院更是时髦人士的聚集场。已经成为上权仙电影院经理的周恩玉，与同行们一样，过了一个“前紧后松”的春节：“1946年，许多舞场都是以化装舞会为号召的，在除夕以前便拼命宣传。除夕华灯初上以后，家家舞场便开始忙碌起来，红男绿女个个戴着纸冠，在乐声悠扬中拥对着翩翩起舞，胜利、仙乐等处始终保持着满座的热闹景况，直到凌晨两点，这些狂欢欲醉的男女们才踏上归途。

　　“1946年的春节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虽然天气极度寒冷，但春节的清晨，马路上仍旧是成群结队地挤满了行人，公共场所里到处都是‘见面发财’的喜悦声，中国、国民、燕乐、大舞台等家戏院和明星、北洋、华安、平安、亚洲、上权仙等家电影院，没有一家不是满座的，票价虽然增加了，但观众们并未因此稍见减少。当时的舞场与影院等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在春节前宁可借高利贷(2个月利息20%)，也要聘请名歌手，购买最新的影片，在过年的这几天里，几乎可以赚上一倍的钱。在大年三十，许多还不起高利贷的经理为了躲债，都躲到了其他地方，不敢回自己的经营地。但春节过后，就可以到债主家还钱了，那时才觉得浑身轻松。”

　　那一年，为了维持春节治安，警备司令部曾经规定市民燃放爆竹的时间，限定每日上午六时后到下午八时前为自由燃放的期限，除此以外是不准燃放的。但几天来爆竹声却直到深夜都没有停，尤其是除夕的夜晚和初二的鸡叫以前，市内几乎都在连续不断的爆竹声中。初二是商人祭财神以后的必有表现，致使当局在法不责众的原则下，对此也就无可奈何了。不过这些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却给那年的春节，更增加了一层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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