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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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开玩笑说，政协委员是白天干政事儿，晚上干“协事儿”。意思是说政协委员白天干工作单位的事儿，或是说干挣钱的事儿，下班以后利用业余时间干义务劳动的政协委员的“协事儿”。

　　我从周永增在市政协的提案目录看到，他从1998年开始，大约撰写了101个提案。而且每年都有提案被评选为优秀提案。

　　一开始，我误认为周永增委员是个闲人。

　　可是他的简历明明白白地写着：周永增,男。1944年11月生，河北保定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大专学历。现任农工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药学会理事，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所长助理。

　　1992年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曾任药厂核心组组长、副厂长，研究所生物工程小试室主任。1992年到医科院基础所工作，任厂长、总工程师，先后担任过国内几十家制药企业技术顾问。

　　先后主持完成了国产麦白霉素、乙酰螺旋霉素、大观霉素生产工艺，填补了国内新抗生素品种空白。并将上述品种转让国内数十家企业生产，创巨大经济收益。先后组建了医科院抗菌素所、基础所两个药厂。参加开发研制了两个中药、一个生物制品，三个保健食品或获新药证书，或获生产批准文号。

　　我怀着崇敬和“探密”的心情，拨通了周永增的电话，并约定2003年6月6日在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见面。我们约定谈半个小时。

　　周永增头发有些花白，清瘦的身材，一副眼镜，标准的学者形象。很难看出，他的内心竟充满为民请命式的执着；很难看出，他就是市政协人称的“提案大户”。

　　周永增温文尔雅，待人也很诚恳。一句：“您宣传委员事迹我很感谢。因为是“非典”时期，我工作确实很忙，今天见见面，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好好聊聊。”一下子便拉进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他说1997年12月，当中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党委通知他被推荐为九届市政协委员时，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荣誉感。工作中曾多次获得奖励，但那仅仅是对某项工作的评价。政协委员的荣誉，则是来自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

　　如何做一名政协委员？他思考了许多。全市农工党员只有千分之五的人能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他常常提醒自己，应格外珍惜这份荣誉，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带着这种心情，他进入了被称为“大学校”的人民政协。

　　初入政协，便发现委员中人才济济，名人多，专家多，事业有成者多。他说：“每参加一次会议都受益匪浅。”他感到，为了北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委员们置身民主、团结的气氛中，议政发言没有常规操作的“穿靴戴帽”，只有开门见山、直述其因、鞭辟入里。细细品味，无疑都是珠玑妙文。

　　当委员的第一年，他一口气写了14件提案以后，那“三把火”还没点完呢，脑子里还有几件提案正在运作。

　　1998年，为撰写《关于尽快规范我市租赁业，使之健康发展》的提案，整整占用了他3个月的休息日。

　　起因是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工作的学生向他反映，他们为了更好地掌握电脑技术，把回家的路费都拿出来租了电脑，但等到去还时那些电脑公司全都不见了。调查了好几个电脑租赁店以后，他确认学生们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他提出，北京市应该下大决心来整顿租赁行业的秩序。

　　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周永增认真地说：“当政协委员最重要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新鲜感，我要做到尽责尽职，就要先调查5研究，自己心中有数，才有发言权。”

　　他撰写的提案涉及各个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卫生、教育和科技事业，城市建设和管理，环境整治和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和社区配套建设，筹办奥运会等等方面。总之，都是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诸多困难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他坚持每件提案都要做到：反映群众意见，情况准确，实事求是和原汁原味。解决的办法要到位可行。

　　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他提交了《整顿天坛医院门前交通堵塞》的提案，这是多年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屡次提出但未解决的老问题。因商棚占路经营造成交通堵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直接关系到来院看病的患者的生命安全，尤其影响到脑科急症病人的生命安全，有关部门的答复很好，却老是不办。群众意见极其强烈。周永增为此直接质问了有关部门，又向市政协领导反映了办理单位不积极，推脱而不彻底解决的情况。市政协主席陈广文得知后，亲自督办，最终拆掉了马路两侧占路商棚，疏通了道路。他的提案虽然几经坎坷但也顺利落实了。

　　他根据刘淇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多方入手综合整治城乡结合部环境的精神，提交了《再提调整358路车站》的提案(九届三次会议上曾提出过)。在办理的一波三折中，他反复强调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在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协调下，终于如愿调整了358路的车站。

　　这两件提案的办复虽历经艰辛，但广大人民群众十分高兴，给政协很高的评价。他不辱使命，也深深地体会了老委员常说的“锲而不舍”所带来的甘苦。这两件提案的办理非同一般，作为典型，分别写进了市政协九届二次、五次会议上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中。

　　6年来，他尽心履行委员职责，潜心研究我市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开展了力所能及的调研，将结果转化成提案，其中《关于在全市市民中开展普法教育》案、《建议重视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项目》案，也被评为优秀提案。

　　6年来，他写的100多件提案，有一半以上是人民群众反映的意见和建议，经他调查核实，转换成提案的。比如，2002年1月，他的《建议市政府有关部门取消对国企的年审制度，宜加强年财务审计》提案，就是由一位农工党员的建议转化的。他在提案中提出，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年检年审种类繁多，如工商年检年审、法定代表人年审、税务年审、企业编码年审、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年审等等，多如牛毛，浪费了企业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部门还要收取年检费、工本费，借机还要罚款，也是产生腐败的根源之一。

　　他建议：取消各类无意义的年检，政府部门可以精兵简政，减少腐败，使企业集中精力抓生产经营，增加效益，减少费用，包括招待费用。取消年检后，要加强对企业的财务审计，财务审计实行上级委派制，审计人员的编制属于委派单位，不在企业领工资，审计人员2至3年异地交流。税务部门做好日常监督、管好发货票，审查银行对账单等等。

　　他建议：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外部一个税务，内部一个财务，给企业松绑，让企业自主经营。

　　周永增还是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他认为提案要为老百姓反映问题，近年来政府虽然改变了很多，但距老百姓还是很远，委员作为二传手，一定要能把百姓的意见反馈给政府，这是为百姓服务，也是为政府工作补台。

　　“您提了100多件提案，哪件提案记忆最深？”

　　“《‘天通苑’设施要配套》的提案记忆最深。当时，天通苑没有银行，老人取工资要到很远的地方，老人不希望他人代取，自己拿着钱又不方便。”一些住在天通苑小区的居民找他，希望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专程到天通苑小区进行调查后，周永增发现，这里有一万多住户，惟一的一家农行储蓄所，不能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天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办理存取款。

　　“由此引发的新建居住小区配套问题还有很多。”周永增说，“比如配备派出所，新建居民区的地区原来根据人口配备警力的派出所会因为人口大增而力不从心。现在很多小区都建在四环以外，缺少各项配套项目，而开发商负责的配套项目只限于教育和医疗，因此，像银行、邮局和派出所等生活和治安配套需及时跟上。通过提案，上述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周永增说：“天通苑小区在北京的北郊，那里周边环境不好，立水桥很窄，由于一直在施工，所以严重妨碍了过往车辆的通行。这条路的西侧，就是今后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所以整治工作是当务之急。”

　　就解决安立路立水桥的交通拥堵问题，他提交了两个提案，其一是《加快立水桥新桥的修建》，其二是《关于加强立水桥至立水桥北铁道桥交通管理的建议》。

　　“交完提案怎么办？”我问周永增。

　　“不夸张地讲，委员们对待自己的提案，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周永增认真地说，“还要始终关注、追踪提案的办复情况。有时为了一个提案的解决，来回奔波，反复提醒，需要付出很多心血和汗水，才能落实。”

　　周永增说：“也有很多遗憾。比如2002年提出的《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要建好奥林匹克运动村的物资配送中心》的提案，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物流中心，但提案提出后，商委虽然回复了，说已有了这方面的部分想法，但到后来并没有落实。可我始终认为，奥运场馆附近楼多、人多，举办奥运和奥运之后都应该有相应的物流中心。”

　　“您是政协委员，又是老百姓，有没有来自家庭的阻力？”

　　周永增说：“我开会是委员，闭会是老百姓。虽没有家庭的阻力，但经济上却有很大的损失。我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自学了六个专业的知识，如果在业余时间，我到外边讲课能挣不少钱，但我身为委员，就要为老百姓想问题。幸好，我把钱看得不重。

　　“我也是监察部的特邀监察员，我看中央在反腐的问题上是很认真的，决心是非常大的；然而向下看，反腐斗争也是很艰难，形势是严峻的。”

　　“这是个体制问题。”

　　“对，比如纪委与党委是平级的，监督权力不独立，纪委办案还要与党委商量，这样就会为工作带来不便，但中央已有了体改的想法与举措。”

　　“您认为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叫《情系政协委员》？还是叫什么呢？”

　　“还是叫《情系人民政协》吧！因为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心系人民政协的。”

　　相关专题：2004北京“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