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在今天本报一版所发的图片上，一只握着铅笔的小手长了冻疮。班上还有不少双这样的小手，借助有些透风的教室里惟一一只炉子取暖。

　　这些孩子用小手牵着农民工父母的大手，一路颠簸到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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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读书。他们随父母返乡时，甚至不愿脱下心爱的校服。

　　就在新学期开始的这个春天，他们的身份正在与父母一起发生巨变：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被视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昔日的“民工娃”、“农民工的孩子”，自然成为“新产业工人的后代”。

　　他们的父母，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城市，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然而，农村却没有相应地富庶起来。他们只好跟随父母，往返于城里乡下，漂泊多艰。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再过10年、20年，他们都将成为共和国人口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群体的成长有着非常深远的社会意义。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使他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无法安于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于是，他们在城市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将驱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憧憬与冲动，进而影响到他们成长和努力的方向。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些新一代城市移民的成长和梦想。

　　尽管他们刚刚获得了一种名义上的身份变迁，但这距离他们理应得到的更公平的教育和培养，仍有漫漫长路。他们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关怀，具体切实的举措，哪怕是身边的一件小事、一瞥目光。

　　因为在经济上，他们的父辈们依然受着种种体制的束缚，比如和正式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没有医疗保险等保障，等等；而本该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他们，往往既享受不到城市的政策，又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悬荡在半空中。

　　各种各样的门槛和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许多农民工难以跨越。比如借读费、赞助费，或者学校人数已经招满了等等借口和搪塞；比如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可能遭遇到的歧视……

　　打工子弟学校是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义务教育的边缘化。这类学校存在着身份的不确定性，存在着许多不健全和不完善的地方，在这里就读的新产业工人后代很难得到持续的高水准的教育。

　　教育改变命运，今天决定未来。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命运包含在我们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身上的各种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简单地施以一点同情就可以的，它有赖于整个社会从身份制向公民社会转变，拆除城乡壁垒；有赖于人们从根本上重视新产业工人后代的教育权利，让他们拥有免于匮乏的自由。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样美好的梦想，他们的成长背后寄托着“新产业大军”的全部希望和期待，也承载着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他们的父母理应在贡献和付出的同时，得到公平的对待。然而，在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无情现实中，他们是父母追讨不到工资而歉疚的心病，是父母交不起学费的隐痛。他们的父母还不得不面临因工致伤致残、体衰病弱被城市退给农村的可能。

　　新产业工人后代的成长和梦想，已经发出一个社会变革的信号。既重“民力”，又重“民利”，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求真务实的眼光投到乡村炕头、投到田埂车间的时候，新产业工人后代的命运已经深深地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今年刚刚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已经落实的要完善政策，没有落实的要加快落实。还要求及时解决进城就业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如何确保他们和其他孩子共享同一片蓝天，已成为全社会无法回避的紧迫任务。新学期开学时，新华社记者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联动，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安徽、重庆、江西、四川等地展开10多天的调查采访，力图用手中的笔，全景式地展现这个成长群体艰难的求学状态，以唤起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给农民工孩子们一张安稳的书桌。

　　当无数的大手、小手，紧紧地与那些长了冻疮的小手相牵的时候，巨大的暖流会让最硬的坚冰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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