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法院的工作非常难，是矛盾的焦点。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很多时候情、理想的多了，法想的少。另外打官司总有败诉的一方，总有对你不满意的。很多时候，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是不一样的，法律事实要用证据去证明的，我们无法复原当时的情景，只能是证据复原到什么程度就认定到什么程度。
昨天中午会议间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正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对去年法院审判工作基本满意”《新京报》：19日的工作报告，您感到最满意的是哪部分？秦正安：法院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审判，一切都要通过审判去体现，去年在遭遇SARS的情况下，北京市法院的收案量和接待来访量都有所提高，尤其是SARS最严重的第二季度，收案率上升2.6%，接待来访人次上升23.2%。当时许多当事人带着口罩来法院排队立案，也许和维护自身权益相比，SARS算不了什么。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不容易的是，我在报告中没有说，为了保障法律的严肃性，我们要求全市法院除了刑事案件被告人可以戴口罩，其余案件当事人一律不许戴口罩，法官就更不允许。
总之，在目前法院的办案力量不足，案件量又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我对去年法院的审判工作基本上还是满意的。“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新京报》：报告中遗憾的是什么地方？秦正安：法院的工作希望得到方方面面的理解，目前我们国家的司法活动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我们共同去努力。所以说，我希望得到领导们的关心、支持，更多的是理解，之所以强调理解，是因为法院工作现在面临巨大的压力。《新京报》：提到压力，去年法院在职务犯罪的处理上仅局以上的干部就判了9个，在审理这些职务犯罪过程中，法院是不是会遇到更大的压力呢？秦正安：这类案件不能说没有，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反腐败斗争的成效。目前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加强财产刑，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判个刑，钱却留下来了。《新京报》：那么会不会因为财产刑加强了，在刑事责任上就有所放松呢？秦正安：不会，加强财产刑与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关系。刑事责任的减轻要依据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法律上没有你拿出多少钱就从轻的规定。《新京报》：审理这类案件的压力是不是来自很多方面，包括百姓的，比如一些“激起众怒”的案子？秦正安：是的，首先法院要依法公正的审理案件。另外也要加强法制宣传，公众更多的是从情、理方面去审视，但法院不仅要从情、理去考虑，更要从法的角度出发，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情、法、理结合到最佳点，但这是有区别的。“检察院抗诉成功，就证明我们错了”《新京报》：报告中提到去年有32件案子被改判，能谈谈这类案子吗？秦正安：在审判监督的程序上，检察院若认为法院判得不对，可以提起抗诉，只要他们抗诉，法院就必须另组合议庭重审。去年检察院对很多案子提起过抗诉，最后法院改判了32件，对1人宣告无罪。《新京报》：这些案子是不是可称为“错案”？秦正安：抗诉成功的，就证明我们错了。但这当中有几种具体情况，程序、实体、局部，任何一个方面有问题都叫错案，有的案子在程序上出了问题，但实体没错，我们也叫错案。《新京报》：对于这些错案，有没有一个追查的制度，看看问题出在哪？为什么会错？秦正安：所有的错案，包括发回重审的案子，都要求一个个去研究，看是出现了新证据，还是法官业务水平的问题，或者是人情案、关系案？我们有案件评查制度，就是针对这样的案子的。
想采访秦院长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2月19日上午，当他作完法院工作报告后，很多记者都想采访他，可刚刚12点半他就没了人影。工作人员说，他去参加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了。大家都猜测，开了一天会，秦院长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没想到的是，刚刚参加完闭幕式，秦院长就又带着部分法院的负责人返回驻地征求意见，因为没有“摸清”院长的作息时间，第一天的采访只能“搁浅”。
昨天，记者早早来到餐厅门口守候。估计午餐快结束时，便开始寻找秦院长，尽管有几百人在就餐，可秦院长的一头白发还是很容易辨认。此时，他刚刚吃过饭，还在餐桌旁和代表们聊天。
听说记者已“找”他两天了，秦院长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是吗？”然后起身和同桌的人道别，爽快地说“那我们聊会儿。”
采访中，有人不断来向他反映问题，谈意见，每一次，秦院长都耐心地听取并一一解答。（来源：新京报）
相关专题：新京报-新浪网两会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