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2月21日电（记者柴骥程、傅丕毅）浙江省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69岁的农妇查雪宝已记不清在这条狭小的田埂路上走过了多少遍。穿过这条小路，登上1座高约2米的小土丘，便是1间用稻草、干柴和毛竹搭建的60平方米大小的草棚，查雪宝经常和她的“姐妹们”在小草棚里点上烛烧香、默诵自编的“经文”，她们相信这样可以在去世后顺利到达“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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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5日，对所有善良的人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是日14时15分，用来从事迷信活动的草棚失火，当时草棚内聚集了50余人，短短5分钟的大火共造成40人死亡、3人受伤的惨烈后果。遇难者平均年龄高达72岁，这本该是一个颐养天年的年龄。

　　事故初步调查表明，迷信活动中的不慎，是这起灾难的罪魁祸首。国务院调查组经过调查后认定，海宁市“2·15”特大火灾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

　　海宁大火究竟烧出了什么？

　　职业迷信者为何成了村里的“红人”？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中匆匆离去的40名妇女，大多家境殷实，子孙满堂，本该在家里安享天伦之乐。可是，老太太们对五丰村里一个叫陈建良的“神汉”却总是言听计从。

　　陈建良，那场火灾中逃离的唯一一名男性，在引发火灾的“普堂忏”迷信活动中，担当主持人。目前，陈建良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然而在此之前，陈建良一直是五丰村乃至周边村庄里的“红人”。

　　黄湾镇的王明辉是陈建良的小学同学，据他介绍，陈建良从事迷信活动多年，并以此为职业。王明辉说：“农村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需要些吹吹打打的人，陈建良就是专干这一行的。”

　　据五丰村村民介绍，陈建良40多岁，没念多少年书，十来年前，就在家里装神弄鬼，吸引了村里很多老太太去跟他拜神。“他还经常组织一群老太太拜神。给人写写字，加上固定的烧香节目，挣得比城里的公务员还多。”王明辉说，像“普堂忏”这样的拜神会，陈建良给每位老人的福签纸上写两个字，盖个章，表明你拜过某神了，收费两元。

　　海宁市科协主席唐建伟告诉记者：“老汉埋头搓麻将，老妇念经烧香忙”成为当地一些农村老年人业余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老年妇女基本把“烧香念经拜佛”当作日常生活中唯一的精神寄托。五丰村村民沈小英的母亲在“2·15”火灾中死里逃生，她告诉记者，她的母亲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一天到晚就是和别的老年妇女结伴“到附近的各个庙里荡荡”。沈小英说：“对于母亲这点爱好，我们也管不了她。有时劝劝她，还要被她骂。”

　　对于这一现象，海宁宗教部门的人士告诉记者：在陈建良之流的引导下，热衷迷信活动的老太太甚至形成这样一种迷信观念，她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庙界”，死后，灵位上也必须注明“庙界”所在。

　　唐建伟则认为，当地经济比较发达，农村里的中青年都在各自忙自己的生计，很少顾及他们的父母，与老人们的思想情感交流更少，老人们内心非常空虚，迷信思想就乘虚而入。

　　隐患严重的草棚为何竟在政府眼皮下矗立了大半年？

　　从去年6月开始，五丰村的老人在村口的一片桑田上搭建了一个草棚，认为这里就是她们所谓的“庙界”。在“神汉”陈建良的带领下，她们经常在这里举行迷信活动。2月15日，火灾发生了。

　　但是，记者在五丰村采访时，不少村民认为，尽管火灾发生有偶然因素，但基层政府组织管而不实、管而不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村民们认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香火旺盛、隐患严重、人员大量聚集的草棚自非法搭建成功后就一直矗立在比较醒目的五丰村村口，大半年来，镇里村里干部对此却没有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

　　这次火灾的生还者查雪宝说：“搭建草棚用的稻草、毛竹和树枝，都是我们自己凑起来的，搭建的时候，政府没来管，草棚搭好了，政府也从来不管里面究竟在做什么。”这位在火灾现场还勇敢地救了一位老太太的生还者告诉记者：“在发生火灾的前一天，草棚里就进行了一次同样规模的活动。”

　　记者在火灾现场看到，夺去40条人命的草棚位于五丰村村口，距进村道路仅三四十米，草棚周围都是耕地，视野相当开阔。黄湾镇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发生火灾的草棚离黄湾镇镇政府最多只有3公里，记者就此采访海宁市委一位领导，这位干部却说：“镇里不知道那里有个草棚。”

　　村民周凯明说：“镇政府就是上头有文件下来，才开始整治，没有文件就不搞了，形式主义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政府干部也有政府干部的苦衷，据记者了解，在2001年至2002年间，海宁市开展了以“整治社会风气、整治居住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双整治”活动。在此期间，有关部门对陈建良等以从事迷信活动为职业的人员进行了教育，陈建良等人也写下了不再从事这一活动的保证书，参加迷信活动的人员大幅减少。然而，在事隔一年之后，海宁市农村的迷信活动重新回潮，大量非法搭建的迷信活动场所醒目地矗立在乡间田头。在采访中，村民向记者反映，黄湾镇类似的非法搭建的草棚有好几十个。

　　当然，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健全的条件下，政府不可能承担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事件的无限责任。海宁大火的主要责任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要求基层政府组织和干部的工作，群众情绪、群众愿望、群众呼声、群众利益应该是时刻挂在心头的大事。

　　海宁市文明办、市委组织部以及科协的一些干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农村里封建迷信观念根深蒂固，要消除可能发生的事故隐患，不能光采取运动式的整顿，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除了要常抓不懈，更要进一步探索在农村的实现方式。

　　“文化下乡”的全年经费为何只有13万元？

　　海宁市地处杭嘉湖平原，历史上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如今，海宁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皮革制品生产和销售基地。从海宁沿高速公路前往上海、杭州和苏州，均只要一个小时的车程，这里经济发展迅速并且潜力巨大。发生“2·15”火灾的黄湾镇五丰村在海宁属于相对不发达的村庄，即便如此，五丰村去年的人均收入也超过了6000元。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海宁市对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谓不重视。在2001年至2002年浙江省“整治社会风气、整治居住环境”的活动中，海宁市是嘉兴地区唯一的省级先进县市，而火灾发生地黄湾镇还是海宁市科普宣传和有线电视教育先进乡镇。

　　可是，海宁市文体局的干部张丽娟却向记者反映了“文化下乡”工作中存在的困境。她说，海宁市每年用于“文化下乡”的经费只有5万元，加上“电影下乡”的经费8万元，一年13万元用来活跃全市50万农村人口的文化生活，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五丰村一名妇女抱怨说：“现在一些文艺团体下乡来演的都是城里人的戏，唱的是城里人的歌，我们不喜欢。”海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建国对记者说：“农村里的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喜欢的是越剧‘碧玉簪’‘盘夫索妻’这样的传统戏，可现在不演了。”海宁市文明办副主任黄志强认为，“文化下乡”必须对农村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进行细分，认真探索适合老年人乃至老年妇女的文化载体。

　　朱建国还说，这些年来，海宁市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建造了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以及主题广场等许多文化设施，但绝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薄弱，在文化建设方面，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远远不够。他告诉记者，海宁市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农村的文化设施大多是当地一些企业主捐资建造的，而一些经济薄弱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

　　采访中一些干部表示，这里农村的企业都已经转制，土地也被大量征用，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少，根本没有钱投入文化设施，海宁市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村有比较完善的文化设施。这些干部还反映，尽管许多村设立了老年活动室，但活动室基本上成为了“老头子”们的麻将室。

　　海宁市科协主席唐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居住在城镇里的老年人大多也是从农村上来的，进城之前，他们也多是迷信活动的热衷参与者，但现在他们就很少去参加迷信活动了，因为他们能够享受城镇文化设施、社区文化活动的便利，健康的文化已经占领了他们的阵地，这恰恰也是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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