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特派记者高英雄发自河南上蔡、柘城

　　在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朱进中的“关爱之家”一楼一间大屋子的墙上，贴着用毛笔抄在红纸上的捐赠者的姓名和地址。让朱进中没有想到的是，这个2003年12月初被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报道，并唤起社会广泛关爱的“家庭”，在2004年1月29日便遭关闭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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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村民程东阳开办的“关爱学校”也在春节前被勒令关闭。关闭的理由是：“擅自办校、设施简陋、没有操场、采光不足”。无独有偶的是，程东阳的“关爱学校”在被关闭前，也被媒体报道过。据称，当时县政府一位官员看到报道后恼羞成怒，指责程东阳“为政府脸上抹了黑。”

　　1995年以前，河南省豫东平原部分农民卷入“卖血”热潮感染上艾滋病毒。2000年前后艾滋病暴发，数量惊人的艾滋病患者不治而亡。许多家庭的夫妇相继撒手尘寰，他们的儿女因此成为艾滋孤儿。

　　据河南省最新公布的官方统计结果，全省艾滋孤儿为2026人。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表示，“要千方百计给艾滋孤儿一个温暖的家”。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艾滋孤儿救助问题上，自发的民间力量先于政府而行动。在艾滋孤儿问题刚刚浮出水面的时侯，一些爱心人士即以开办“关家之家”、“关爱学校”的名义，积极投入到对艾滋孤儿的免费抚养和教育上来。而现在，这些民间艾滋孤儿救助力量正面临着考验。

　　夭折的“关爱之家”

　　37岁的朱进中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2002年6月，他被吸收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协会会员。“村民们有什么解不开的事都来找我，我也时常去看他们，他们见到我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朱进中说。

　　从2001年起，双庙村艾滋病患者开始死亡。3年时间，死亡了150多人，孤儿也逐渐多起来。朱进中说，每次他去探访后期病人时，那些濒危的艾滋病人都希望他“帮忙照顾孩子”。

　　2003年2月，在台湾画家杨洁女士的帮助下，朱进中耗资8000元办起了“关爱之家”。他将自家的房子收拾出来五间，搁上床，将村里的孤儿收进“家”里，供他们吃住，并对他们进行管理。

　　“关爱之家”的孤儿刚开始只有10来个，后来，发展到52个，他的妻子杨桂香每天为孤儿洗的衣服就足有几大盆。“关爱之家”的艾滋孤儿除了本村的以外，还有少量周边村庄的。这些孤儿管朱进中叫“爸”，管杨桂香叫“妈”。

　　朱进中和他的“关爱之家”很快被新闻媒体关注。2003年12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对“关爱之家”进行了报道。报道播出后，“关爱之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央电视台就收到了100万元的捐款，一些衣物、被子和书籍等救助物资也从四面八方飞向“关爱之家”。这些捐赠者的姓名和地址被用毛笔抄在红纸上，贴在“关爱之家”一楼一间大屋子的墙上。

　　朱进中没有想到的是，媒体的报道给“关爱之家”带来了灭顶之灾。就在报道播出后不久，柘城县政府决定修建一座公办孤儿院。

　　17天后，一座耗资180万元、占地30余亩、外观看起来像别墅群的“阳光家园”在距“关爱之家”近20里的地方建起来。随后，原先在“关爱之家”的大部分孤儿陆续被转入“阳光家园”。

　　2004年1月29日，“关爱之家”关闭。

　　“关爱之家”缘何被关

　　“我们并没有关闭关爱之家”，柘城县艾滋病防治办公室主任张仲印说，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措施，是孤儿们看到政府的“阳光家园”条件好，自己跑过去的。

　　对此，朱进中表示，孤儿们是在“阳光家园”建成后被要求送过去的，“政府还派干部到孩子家里做工作。”在“关爱之家”志愿工作的村民朱瑞启说，孩子们被送走的那天，都跪在“关爱之家”门口不愿走。

　　朱进中说，县里停办“关爱之家”的原因有二：一是朱进中本身是艾滋病感染者，不适合收养孤儿；二是“关爱之家”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不合法。但是，双庙村的村民们说，“关爱之家”之所以被关闭，与中央电视台收到的100万元捐款有关”

　　根据中央电视台与商丘市民政局签订的协议，中央电视台的这笔巨额捐款由民政局负责发放给“关爱之家”的52个孤儿，平均每人每月150元，孩子由谁养就由谁来领。朱进中说，现在这笔钱已经全部交给政府了。

　　张仲印否认了政府“眼红”100万元捐款的说法。他说，尽管柘城县财政“十分困难”，但是，对政府来说，100万元也“只是小意思”。

　　张仲印表示，“关爱之家”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个人开办孤儿院，必须与县以上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共同举办，而且收养孤儿须经当地民政业务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并签订代养协议书。而这些，朱进中显然并不具备。

　　但据记者了解，在“关爱之家”开办之初，张仲印本人曾捐过款，县政府还捐赠了价值2800元的体育器材。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侯，至少柘城县政府对朱进中开办“关爱之家”的行为是认可的。

　　为什么媒体对“关爱之家”报道后柘城县政府的态度来了180度的转变呢？张仲印说，政府担心朱中进开办“关爱之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他培养出来的艾滋孤儿不成才，将来影响社会，那该怎么办？”尽管张仲印一再声明“阳光家园”的修建与媒体对朱进中的报道“关系不大”，但是他也坦承“媒体的炒作，使政府不得不办艾滋孤儿院”。

　　“阳光家园”管理之辩

　　“阳光家园”坐落在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边，红顶白墙，院子周围还挖数米深的沟。“阳光家园”的硬件条件是“关爱之家”远远不能比拟的：卧室、教室、操场、厨房、餐厅、医务室、图书室和娱乐室一应俱全。每个卧室住8个孩子，而且卧室里都装有空调。

　　据了解，“阳光家园”内现有66名孤儿，配有8名老师、5名保育员、3名行政人员、3名厨师和4名保安，并且每天有一名县医院医生驻校。

　　“阳光家园”的管理很严格，平时不让出院子，一个季度才让回家一次，家人也不能随意探望。这些“清规戒律”让那些在农村散慢惯了的孤儿们很不适应。

　　朱进中表示，艾滋孤儿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无父无母，现在最需要的是关爱，“军事化的管理对他们的成长不利”。他认为，相对而言，他的“关爱之家”更有助于孤儿身心的健康成长。

　　“现在，这些孤儿已经从监护人手里转交给了政府，他们现在就是政府的孩子了。如果不严格管理，出了问题，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张仲印解释说。

　　政府救助艾滋孤儿难题

　　柘城县修建“阳光家园”，共耗资170万元，其中，省政府拨款60万元，商丘市政府拨款70万元，其余的40万元，由柘城县财政解决。对于一个贫困县来说，40万元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说，艾滋孤儿的抚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亲戚收养，二是爱心家庭收养，三是政府办孤儿院集体抚养。前两种方式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每个孩子每月补贴一定的经费。

　　但是，政府目前对艾滋孤儿的救助效果是值得审视的。

　　以上蔡县为例，该县父母双亡的艾滋孤儿共676名，另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单亲孩子。去年，河南省政府拨款250万元，在邵店乡、芦岗乡等五个疫情高发乡修建了养老托幼中心，然而目前，这些养老托幼中心仅收治了99名艾滋孤儿，大量的孤儿仍然散落在农村，寄养在远亲近邻家里。

　　对于寄养在亲戚家里的艾滋孤儿，上蔡县采取每人每月补贴113元的方式予以救助。这些救助款由县民政局从财政局核领后，经乡财政所发放到艾滋孤儿的监护人手中。但是，据村民们反映，这样的发放方式，很可能会使艾滋孤儿的救助款被贫困的监护人家庭挪作他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上蔡县民政局一位负责人说。

　　朱进中的“关爱之家”被关闭后，有七、八个孤儿坚持没有离开，另外，还不断有单亲孩子及艾滋贫困家庭的孩子找上门来。

　　现在，朱进中正在院子里修建一座20间房子的两层楼房。“我想把关爱之家继续办下去，主要是照顾孤寡老人和单亲孩子，还有那些特别贫困的艾滋家庭孩子，他们不能进‘阳光家园’，但是他们与艾滋孤儿一样，同样需要照顾。”朱进中说。

　　2月25日上午，朱进中在电话里同张仲印谈起这个事，张仲印叫朱进中写一个申请报告，“如果报告通过了，你就可以办。”

　　东方观察 民间救助力量何去何从

　　朱进中“关爱之家”和程东阳“关爱学校”被关闭，引起了舆论关注。舆论感兴趣的是，在对待救助艾滋孤儿这样的公共问题上，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有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社会公共问题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复杂程度与日俱增，政府囿于自身财政资源、人员素质、知识存量等各方面的限制，难以妥善解决所有的公共问题。因而，在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政府不应该以唯一的治理主体自居。

　　事实上，在艾滋孤儿救助问题上，民间力量不但起到了推动者的作用，而且完全可以充当政府的助手，以弥补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随着民间救助力量的壮大，甚至不排除允许民间力量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共同担当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当然，这样的转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应该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能将民间力量参与救助视为政府无能而羞愧难当甚至恼羞成怒。政府必须对民间力量保持足够的容忍，而且必须对其足够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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