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李柯勇、张景勇）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全国政协委员常城指出，处于新生存环境的农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农民，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如不及时引导，这一问题对农民的生存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稳定将产生负面影响。
常城说，全国“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达4000多万，很大
一部分成为游离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边缘人”。“这个弱势群体别无选择，只好在未经任何培训的条件下进入城市。另一方面，没有做好接收吸纳准备的城市，必然使这些农民感到茫然无助。”
常城说：“条件和运气好一些的，经过百般周折和十分繁琐的手续，即使找到一份工作，也要时常处在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怕暂住证上找麻烦的惴惴不安的心态之中。处于这种心情的农民并不认同城市为自己的家，城市与乡村之间仍然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膜，他们的边缘心理是可以想见的。”
常城曾对进北京开出租车的农民进行过抽样调查，发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大都比较艰难。“有8位出租车司机提供了基本相同的数据：他们每天大约用8个小时挣‘份儿钱’，另外两个小时用于挣油钱和汽车养护费用，剩下的时间才是为自己谋生。也就是说，要经过10个小时的工作之后才是自己谋生的时间。有些农民为了节省在京的住宿开支，每日还要往返奔波于城乡之间，疲劳驾驶是不言而喻的。”
“那些失去土地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的农民，不得不加入城市失业人员队伍，成为新的城市困难群众。这也是城市犯罪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他说，“城里人在抱怨失盗抢劫等刑事案件的同时，很少考虑到其中的原因或者产生这种社会问题的土壤，比如与失业、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失地农民边缘化的关系。”
“更令人担忧的是，超生且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化农民的子女，往往因许多不定因素而失学、辍学，将会产生数量众多的新文盲，这又为可能出现的青少年犯罪播下不祥的种子。”常城对此深表忧虑。
他建议农村地区在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把科学论证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制定保护农民利益的配套政策和监督落实机制；将被迫进城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研究对他们实行“低保”的可行性；把涌入城市的无业青年农民，作为失业统计及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对象。
“在城市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产业结构尚不合理、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条件下，许多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力的能力还无法完全应付目前的局面，不应当一味地、不适当地强调农民进城打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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