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海南车市

广东迎宾馆，雷宇当不陌生

　　撰稿／陆幸生(记者)

　　为了解林桃森，你来吧

　　雷宇在电话里用非常干脆的声音说道：“为了解林桃森的事情，你来吧，你就住广东迎宾馆，我家离开那里就五六分钟的路，我来看你。”说完就挂了电话。与我辗转1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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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电话，方才“找到”知道今天与雷宇联系方法的过程而言，这个结果让我兴奋。雷宇的声音显得很结实，没有任何客套，大有一种“说定了就定了”的豪爽之气。

　　在给雷宇打电话之前，我已经从资料室找到了两篇有关雷宇的报告文学，一是刊发在《当代》1986年第一期上作家理由的《“世界第一商品”》，一是刊发在《中国作家》1986年第五期上邓加荣、张胜友的《命运交响曲》。相差近10个月的发表时间，国内两家著名大型刊物就“海南岛汽车事件”的同一题材，刊出两篇洋洋数万言的报告文学，“后发制人”的文字，在材料和观点上肯定与前文有着相对、相异的地方。

　　不过，在两篇报告文学里，都提到了在“金钱的河流泛滥，灵魂大拍卖”当中，“道德的崩溃只在顷刻之间”的海南行政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他“积极参与倒卖进口汽车生意，而且伸手向人家要了3万元的回扣”。1986年5月22日，林桃森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非法所得3.6万元。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海南岛，在《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针对种种“左”的疑问和指责，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杨尚昆、王震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邓小平“还提出要再开放几个城市，要开发海南岛”。在“《交锋》、《变化》后又一部关于中国时政的力作”《25年》中，在“1985年雷宇”这一人物标题下，如此写道：“雷宇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仍丢了官。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穷地方才闹革命。到1949年解放时，中国只有两个地方红色政权没倒过，一个是陕北，一个就是海南，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1983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汽车就跑出岛了。”

　　具体数字这样的：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万多辆，已到货7.9万多辆，其中1万多辆已倒出岛外；“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事到如此，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和区主要负责人雷宇“只好走人”。离开海南，雷宇被降职使用，数年后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辞职报告：我太累了，不要另行安排工作，我要好好读书，并照顾96岁的老母亲，“尽为子之责”。

　　在新世纪2004年3月1日的国内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新华社海口2月29日电”：原海南行政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含冤18年身后判无罪。我看到这样的标题，立刻想到，因海南岛汽车事件当年“只好走人”的雷宇，对于自己同事林桃森案件的曲直真伪，当有话说。

　　屈指算来，今年的雷宇将有70岁了。

　　那时间林桃森不可能在客厅

　　广东迎宾馆庭园内的鲜花开得姹紫嫣红。

　　雷宇来到我住的客房。广州晚间的气温也有将近20摄氏度，他穿着随意，上身就一件T恤加深色毛衣。他把手机往桌上一放，随手又把椅子移动成与我“面对面”的“态势”。

　　我把带来的资料放到桌上，表明自己的采访来意。雷宇看了一下桌上厚厚一摞的“文本”，没有掀动一页，只用非常淡然的口吻说了一句：这些我都知道。

　　我向着雷宇说道：从这些文字当中看到，你在东北待过很多年头；我也在东北下乡很多年。雷宇的眼神中蓦然升起一丝亮色：你在东北哪里？我回答：我是知识青年下乡，在黑龙江七台河矿区下车。雷宇则说：我随部队38军抗美援朝，1952年转业到黑龙江鹤岗煤矿。我说出当年军垦农场的名字，他欣然点头。雷宇知道这个地方。我说，我在东北14年。雷宇立即说道：我在东北31年。

　　我道出自己的疑惑：林桃森是当年海南行政区党委的常委，组织部长，职位不低，想来当年要定他的案，应该不是一件轻率的事情。但这竟然是一件冤案，长达18个年头方得平反。就在2003年的3月份，有关方面还将他的案件作为典型教材，而短短一年后，林桃森平反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雷宇右手一挥：我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假的，这个案件本来就是站不住的！

　　雷宇用极其惋惜的口吻讲道：林桃森12岁参加革命，14岁入党，“海南琼崖纵队23年孤悬海外，红旗不倒”。林桃森坐过日本侵略者的监狱，也坐过国民党的牢房，“文化大革命”吃过多少苦头。林桃森对人真诚，政治度量大，许多事情他都不计较，更不记仇。没想到“汽车事件”给他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好了，平反了，可人在1996年已经死了。

　　雷宇谈到这个案件关键的时间节点：1985年度，为林桃森辩护的两位律师介绍，控告的材料里说，有人在1984年12月9日上午10点钟，在林家客厅里给林桃森送了3万多元人民币。“这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在1984年12月8日上午，我和姚文绪(时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陈玉益(时为海南行政区分管外经工作负责人)、林桃森，在广州向省委、省政府汇报海南汽车的事情，有多位省委、省政府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会上，我们表示：这次海南失去控制，进口这么多汽车倒卖，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为避免更大经济损失，只要海南进的汽车能安全出岛，宁可上级加重对自己的处分，也不能影响海南的改革开放大业。省领导的意见是，对海南汽车事件，重要的是要认真吸取教训，至于汽车如何处理，由省向国务院报告请示，还是要争取堂堂正正地出岛。

　　这次汇报会议上的领导表态，让雷宇和他的同事们“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非常高兴”的雷宇对自己的同事们说：真是太好了，今天晚上到我家喝酒去。时临年关，雷宇在哈尔滨的老同事捎带了一些东北酸菜，雷宇说，好久没吃到酸菜肉片了，今天晚上咱们喝酒吃肉啊。这一顿饭，雷宇回忆，吃到了晚上7点半。

　　此时，眼前的雷宇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12月8日晚上的7点半，我们四个人都还在广州我的家里，当时广州还没有飞海南的夜班飞机，所以林桃森没有这个可能当夜飞回海南，而在第二天早晨10点钟坐在自己客厅里。当年，广州飞海南的机型是苏联的安—24，48个座位的，要飞两个小时；再者，当年海南的加莱机场距离市中心104公里，路况也不好，小车要走2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林桃森要在12月9日上午的10点钟出现在自己家中，就必须在广州6点钟以前就上飞机，那他才有这个可能在10点钟“出现在客厅里”。而当时广州并没有6点钟起飞到海南的航班。

　　雷宇用客观然而尖锐的口吻发问：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犯罪嫌疑，主要看两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在作案时间内，出现在那个作案的地点。“林桃森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出现在自己的客厅里”。在以往文字中被形容为“口才雄辩”的雷宇，似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我这个眼前的记者：按林桃森的级别，他不可能乘坐专机，那么，出现在客厅里的难道是林桃森的魂灵？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是无神论者啊。

　　实事求是，公理人心

　　我把刊有“含冤18年身后判无罪”的2004年3月1日的《文汇报》递给雷宇。

　　雷宇将报纸高高举起。他拿下眼镜，读报。他又戴上眼镜，再读。

　　雷宇放下报纸，还是右手一挥：我跟你说——

　　1982年7月28日，雷宇被任命为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公署主任。三年后，1985年7月17日，行将被撤职的雷宇，在中午12点独自一人登上开往海口的登陆艇，离开海南。回到广州数月后，林桃森的两位辩护律师来见雷宇，他向律师述说了1984年12月8日的汇报会议及回家吃饭的经过。然而，林桃森还是被逮捕了，“那是在我离开海南之后”，雷宇说道。10个月后，林桃森被判无期徒刑。林桃森以没有投机倒把的故意，没有接受赃款为由上诉，被驳回。

　　雷宇说：海南汽车事件，我是主要的责任者，也是“当然”的“被怀疑人”，我的话，谁听？在18年前的两篇报告文学中，都提到了有人送过雷宇一块塑料壳的电子表，价值10来元，雷宇付了钱。

　　雷宇的语音低了下来：林桃森后来病了，肝癌，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不久于人世的他被保外就医。我和林桃森的一些朋友总觉得，在他的有生之年，应该把问题弄清楚，还事件本来面目。“我雷宇在海南的错误就是错误，而林桃森没有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这个事情，他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出现在家里客厅，这个事是假的！”雷宇和了解此事的同志、朋友们，始终在为林桃森的平反上下奔波，80年代、90年代，都曾有上级领导批示复查，然而事情就是“搁着”。

　　雷宇恳切地说道：为了减少冤假错案，应当允许本人申辩，不能一听到不同意见，就是“态度不老实”。听一听别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中国古语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算人家讲的是假的，听一听又能怎么样？！对林桃森这样一个人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得有多么的重啊。如果慎重一点，就不会出现这个冤案。

　　离开海南，1985年10月后，雷宇降职到某县当县委副书记、书记。1988年1月15日，雷宇回广州任副市长，当年6月24日，任常务副市长。1992年4月25日，雷宇赴广西任自治区副主席，1995年末辞职，第二年2月再次回到广州。同年7月，他“悄悄”返回海南岛，探望病危的林桃森。雷宇握着林桃森的手：我们尽最大努力，很多同志多方奔走，找了很多人、很多部门，我甚至在一位中央领导找谈话过程中，还专门陈述了你的事情，只是现在还是没有“说法”。看着眼前这位出生入死的战友，雷宇发现，瘫痪在床，已经失明的林桃森，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我拿起报纸，上面写道：“2004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令海南高院复查并依法处理”，雷宇说道：这“指令”说的就是，林桃森本人、林桃森家人，18年来的不懈申诉，作为同志，我们18年来的不懈努力，现在终于得到了反馈和正确的结论。

　　我还是颇有疑惑：雷宇同志，刚才听了你的解说，林桃森在那一天不可能在现场的事实，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对于林的申诉，有关上级也有相应态度，但为什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实，要用18年的时间方才能够得到认定？除去海南汽车事件当时背景的叙述，雷宇还低声道出的，是一个“人事故事”。

　　雷宇说：林桃森身后有知，可以安息了，“实事求是，公理人心”，这几个字可以作为你这次采访的主题吧。

　　海南岛要赶上去

　　记者有意问雷宇对《“世界第一商品”》某些描述是否有想法，比如对“作为指挥员，发动这场迅猛又蹩脚的战役，他们败得很惨。他们的经历留给人们许多回味。不管是赵子龙摆弄电脑或巴顿将军指挥大刀长矛，失败似乎都是注定的”，并将“海南汽车事件”比作是“来自农村的领导者面对着全世界复杂商品经济进行的第一次挑战”，雷宇笑笑说，怎么写是作者的事。

　　当年，雷宇被贬回到广州，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闭门谢客。《“世界第一商品”》的作者第一次来到雷宇的家敲门，这个门不开，第二次再度上门，雷宇方才将门打开。

　　另一篇报告文学《命运交响曲——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的结尾则是这样的：“猛士悲歌唱大风。你是一个敢于向命运之神挑战的人，你也遭受到了命运之神极无情极严厉的惩罚，但你承受了一切，你没有颓然倒下，你站着仍是一个昂昂七尺须眉男子汉。”“千秋功罪，谁人评说？由人民评说。由历史评说。”

　　我与雷宇的话题很自然地说到了1984至1985年的海南汽车事件。雷宇有点自问自答地说道：当年，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干呢？

　　“1981年仲夏，正当海南岛的贫困和富裕的分野还十分鲜明的时候，从琼州海峡彼岸过来一行六七人”。这是广东省委为了贯彻中央的对外开发、对内搞活的政策，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发海南岛的文件精神，专门派来的一个工作组，考察海南的自然资源，并提出具体的开发规划。当时的雷宇作为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身列其中。

　　海南归来，雷宇“以满腔热血和奔涌不息的激情”，写成一份详细的汇报提纲，报送省委；这份报告后来又上呈中央。当年的报告文学这样表述这份报告的战略设想：“海南岛将在本世纪末和台湾经济并驾齐驱。这正符合高层领导人的战略构想。”天降大任，雷宇身挎军用帆布书包，于1982年7月只身赴海南到任。

　　大半年后的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给予了海南岛建设相当的优惠条件：“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包括国家控制进口的××种商品)……上列进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这是一个封闭的“特区设想”。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海南岛内平静如常。

　　1984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南方视察，他道出对于开发海南岛的构想。当年4月6至14日，在中央召开的扩大沿海开放工作会议上，雷宇听到了这个关于中国第二大岛宏大设想的传达报告。雷宇说道：这是中央经过深思熟虑的伟大战略部署，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海岛，我们要赶上去，“日本在1958年才搞出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哈尔滨也是在1958年就搞出了第一架半导体的，那时我们并不太落后，国外如日本、新加坡，国内如香港、台湾，都是岛屿，大多用20年左右的时间，开始了经济建设的腾飞。他们能做得到的，我们当然也应能做到。”

　　我对着雷宇说：人家都说你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雷宇回答：其实我是非常谨慎的。就是在1984年的上半年，我们发现了有人向岛外偷运转卖汽车等物资的事件，我批示的，一个县的两个物资局长被撤职，海南行政区的一个局长受到查处和通报。雷宇再一次重申：“我是非常谨慎的。”雷宇和他的同事们的谨慎，他们严守纪律的政治素质，使得一时“海南岛进口的那些汽车还大多在岛内的各道贩子当中打转转，自家人赚自家人的。曾经有广东省某机关来买车，来头不算小，腰板也够硬的，都被婉言谢绝了”。

　　事情变化的时间节点，是在1984年的7、8月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司的一位副司长在山西的讲话传到海南：“内地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机关批准，确属用于生产或科研需要的，应予放行；集体、个人持区、县主管部门证明到广东、福建购买进口汽车自用的，应予放行。”雷宇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海南岛当时是广东的一个行政区，当然涵盖在“广东”里面，广东可以凭对方证明放行汽车，海南的放行也“当在其中”吧。

　　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于是，在海南岛的前方，在雷宇和他同事们的前方，绿灯亮着，红灯也亮着。

　　雷宇向着我伸起右手的一个指头：搞开发，要建设，第一就是要有资金。当年的海南岛基础设施很差，底子很薄，几乎没有像样的企业，说要增产节约，我们能增什么产，我们又能节约什么？中央给了海南岛方向，也给了政策，“我们依靠国家，但不能依赖国家，我们更不能躺在国家的身上，我们要自己想办法，现在办法送上门来了。”

　　雷宇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装进个人腰包，能多赚的不要少赚，能快赚的不要慢赚”。这也就是他后来向上级表态的心理动机：宁可加重对自己处理，也要为海南开发多积累一点资金。

　　由是，1984年上半年，海南进口汽车只有2000余辆，7月份，达到了1.3万多辆，到了8、9月份，进口汽车已经共计6.2万多辆。我问雷宇，最后海南一共进口了多少辆汽车？雷宇回答：批准进口8.9万辆，到货7.9万辆。（新民周刊供新浪稿件）

　　徒步到来，徒步离去

　　1984年，那还是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几个字，在中国人的脑子里甚至还根本没有组装起来，更遑论“市场调节”这样今天早已家喻户晓的经济规律概念。

　　雷宇说道：说是我汽车进得太多了，用今天的眼光看，对于这个“多”字应该怎么理解，才是正确的呢？只要我进来的汽车，都能卖得出去，那就是不多；如果我只进来一辆汽车，质量不好，人家不要，那这一辆汽车，也就是“多”了。再谈到缴税，雷宇又说：海南岛进口的汽车都是正式文件批准的，因为海南岛当时有这个权，进口的汽车100%都是缴了税的，数字是19.6亿人民币。这些钱都上交了。后来上交国家的汽车数是54800多辆，物资总局从中赚了20个亿人民币，也都上交给了国家。

　　对于海南汽车事件，雷宇有自己的遗憾：要说错误，那就是政府批准进来的汽车，“政府得益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

　　雷宇，广西横县人，1934年生，1949年7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后参军，随38军赴朝参战。朝鲜战争结束，转业到黑龙江矿区。他曾作为调干生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学成后返回黑龙江工作。1977年到辽宁，1980年回广东。1996年2月，辞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职务。我问：为什么主动辞去职务？雷宇回答得十分干脆：我是副主席，那个成克杰是主席，我与他“搞不到一起”。

　　我说，真看不出你今年70岁了。雷宇伸出右臂：是啊，身体挺好。雷宇说，现在家乡的人，来要求我做顾问，我答应了，人总不能只是为自己活着吧。

　　我送雷宇到迎宾馆大厅。雷宇，这个曾经从中国最南端奔赴最北边境的军人，这个又从最北端返回最南边岛屿经受过惊涛骇浪的战士，与我握手，随后转身即去，很快就隐退在夜色之中。他的徒步离去，如同他的徒步到来，也毫无客套。时间已经超过10点钟，在迎宾馆举办婚礼的新人在门口送客，众多笑嘻嘻的人们，并不知道从身边走过的那个人，曾是他们的常务副市长。

　　广东迎宾馆大厅内，用十几块棕色木板凿刻着苏东坡的《念奴娇》词，高高挂起。刹那间，这样的句子进入我的眼帘，久久不去：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