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笑笑
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2004年3月14日。这天，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这次修宪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人权”作为公民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责任，被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
这是全体公民的期待与要求，也是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回归自己权力来源，落实“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承诺的最有力的保证。
回顾本届政府履职以来的作为，我们发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经历一次执政理念的嬗变与升华。而新理念的确立———无论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职责定位，还是“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都有一个核心贯穿其中，即“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从温总理为一位农民工讨工钱，到国家为贫困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药物，到各地废止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看得出，必须重视公民个体的合法利益与尊严，已渐渐成为政府的共识。
但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再先进的理念，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其实现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偶然性，常常不能如理念的提出者所愿。因此，愈向文明深处发展的社会，愈是意识到“法治”的力量。今天，既然我们承认“人权”是人类生命最重要、最具普遍性的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是个体在社会空间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人权难道不该理所当然地成为“以人为本”基本中的基本？难道不该为人权建立最可靠的保护墙，以避免它受到来自于任何人、组织或部门的非法侵害？
毫无疑问，从这些年的生活实际看，从我国先后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多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行动看，政府一直重视并致力于保障公民人权。也正因如此，“以人为本”的执政新理念，与其说是惊喜，不如说是水到渠成。但是，在“以人为本”潮声渐起时，我们也分明能感到另一种逆动，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南京拆迁事件，这些典型案例的背后，都有某些公民、某种群体尊严和利益严重受损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对“以人为本”的背离，更是对人权的无情践踏。这种背离和践踏，如果究其根源，往往与政府中的某些人或部门强大的权力冲动有关。更糟糕的是，公民权利在这种冲动面前，往往缺乏相应的对抗武器。
因此，只有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写入宪法，设定为政府和国家的天然义务，我们才能指望每个人即使面对最强大的权力，也不会感到害怕。本次修宪增加的九个字，即是赋予每个公民最牢靠的法律铠甲，也是让“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的根本保证。
当然，法律的力量不在于条文，当权利与权力对峙时，也惟有另一种权力作前者的支持，才能真正监督和限制后者。因此，写入宪法的人权保障条款，不仅迫切需要制度和程序方面的完善，还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判者。只有法律真正居于所有个人与组织之上，“人权”的天平，才能真正称量出人的重量。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党和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并为之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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