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应邀在人民大会堂就中国外交政策答记者问时，特意介绍了在艰苦地区工作、英年早逝的李建国参赞，带着伤痛、默默工作20多年的符华强参赞，以及在由集装箱改建的简陋房屋里工作近一年的邵关福大使，一下子拉近了外交官与公众的距离。人们还注意到，近年来外交部各个层次的对外政策报告会明显增多，包括部长在内的外交部高级领导多次就国际形势和公众关心的话题在网上与网民畅谈，30多位热心网民还被邀请到外交部参观，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中国外交官离百姓越来越
近了。
其实，走近百姓、增加外交工作的透明度只是中国外交新思路的表现之一。近年来，中国外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突破。
首先，把服务功能放到了外交工作的重要地位。外交的服务功能包括切实维护中国政府、法人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外交工作中“促进经贸合作”和“维护合法权益”的任务日益加重。国家主要领导人亲自就中俄“安大线”输油管道做俄罗斯领导人的工作，为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奔走呼吁，积极推动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为处理莫斯科友谊大学火灾善后事宜，外交部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协助学生家属赴俄，驻俄使馆从大使到普通外交官纷纷深入火灾现场，连续多日废寝忘食地帮助辨认死者、救治伤员和争取合理赔偿。麦加朝圣期间发生特大事故后，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和驻吉达总领事馆官员立即赶往现场，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解中国朝圣者伤亡情况并要求沙特政府提供可能的帮助。有困难，找使馆，在过去一年中，这句承诺显得更亲切了。
第二，对外工作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增强。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是外交工作开创新局面的需要。比如，北约虽然是冷战的产物，但它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中国自2002年10月起，与北约开始了非正式接触，双方交流日益增多，这一“历史性”接触有可能给中国与北约及欧洲的关系带来深远影响。过去，中国对八国集团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去年6月，胡锦涛主席参加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领导人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从此揭开了中国与八国集团关系新的一页。印度是中国的一大邻国，发展潜力很大，但中印关系一直不太顺畅。在过去一年多里，中印领导人多次会晤，两国边界问题特使多次互访，中印海军还在上海举行了联合救援演习，“友好”、“共赢”开始成为印度对华舆论的主色调。对于中印关系的迅速改善，有海外媒体甚至用“令世人震惊”来形容。不过要说这一年多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令人瞩目的表现，当数中国大力斡旋、先后促成北京三方会谈和两轮六方会谈，使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成为共识，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中国作为“东道主”和“主持人”，在其间发挥的居中协调作用也为与会各方及国际社会所称道，美欧媒体评价中国外交“已从幕后走到台前”。
第三，外交工作的感情色彩更加浓厚。外交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在遇到困难时，朋友的同情与支持是最能打动人的。去年，全球恐怖事件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受灾(害)国的领导人几乎都能很快收到中国领导人的慰问电和中国政府的援助，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大地震后，中国在第一时间派出专机、送去救援人员和物资，这样快速的反应是过去没有的。不久前，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爆发大规模禽流感，中国在全力做好本国防治工作的同时，向越南、泰国、印尼等国提供了现金和药品援助。“礼轻情意重”，虽然援助不多，但使亚洲邻国人民切身感受到中国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政策的诚意。中国领导人与许多国家领导人之间保持着热线联系，“首脑外交”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去年年初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与安理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多次通电话，通过沟通与理解，发挥了中国独特的影响力。
第四，应对突发事件和处理棘手问题的手段更加成熟。对中国外交来说，过去的一年是不寻常的。中国化解了危机，并妥善应对了挑战。非典曾一度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往，干扰了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国很快抓住问题的要害，积极做邻国工作，赢得了可贵的理解与支持。伊拉克问题是对中国外交的一大考验。中国不赞成安理会授权美国对伊动武，同时注意与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有关还政于伊拉克人民和战后重建的安理会第1511号决议问题上，中国从维护伊拉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安理会积极做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的工作，促使美国做出了较大让步，并为安理会最终通过修改后的决议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可谓进退有度，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安理会的团结，还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社会在评价过去一年中国外交的表现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成熟”、“老练”、“稳健”等词。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外交的成熟，与整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是一致的。外交为内政服务，中国外交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贴近百姓，服务百姓，也正是中央“执政为民”思想的一个体现。(蒋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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