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祖孙三代人，亲身经历了故宫国宝颠沛流离的迁徙史，跟随国宝的转移，一家人不得不分隔海峡两岸；为了见证迁徙的历程，子女们的名字与国宝的栖息地息息相关；父亲当年看守的文物，儿子如今为之奔波……故宫梁家人护宝的故事，仿佛是又一出精彩的《国宝》连续剧。

　　梁匡忠老人今年80岁了，与故宫国宝相伴了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前，他的父亲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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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的文物去了台湾，30年后他的儿子又步入了故宫博物院的大门。

　　梁家与故宫的渊源，还要从梁匡忠老人的曾祖父说起。他的曾祖父曾经是宫廷画室如意馆的掌管，爷爷和父亲都在那里画画。老人小时候家住东四五条，出门坐牲口拉的车，吃的是朝廷的俸禄。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的公私物品，老人的父亲梁廷炜成为其中的工作人员之一。后来老人进故宫博物院管理库房时，曾见到父亲作的画，也在清查报告里看到了父亲的名字。为了杜绝复辟图谋，将清宫善后之事公布于众。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建院，梁家的命运从此也就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在动荡的时局下，博物院下属的古物馆、图书馆和文献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文物整理与保护工作，修建库房，开辟展厅。此时，父亲梁廷炜在图书馆从事版本整理，与研究玉器的那志良和研究铜器的吴玉璋是拜把的兄弟。然而就在各项事宜稳步发展的时候，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博物院理事会在国民政府的同意下，决定将院藏的精品南迁上海避难。

　　尽管社会舆论对文物南迁各执一词，从1933年1月开始，历时5个月时间，5批文物共1.3万箱陆续运抵上海。已经懂事的梁匡忠清楚地记得父亲跟随文物一同南下的情景，“因为不知道上海是什么情况，母亲和我，还有两个弟弟就先留在了北京”。三年后，专为储藏南迁文物的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上海的文物又分批转运至那里。父亲感觉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一家人就在南京团聚了。

　　-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做了介绍人，17岁的梁匡忠在西迁路上进了故宫

　　可叹团圆的好景不长，仅仅半年时间，中日战争就爆发了。行政院下达命令，存于南京库房的南迁文物再次避敌西迁，梁家人也由此开始了动荡的迁徙生活。

　　“文物西迁分三批走，第一批先装船运到汉口，再用火车转运到长沙，最后为了躲避空袭落脚贵阳；第二批走水路奔重庆，最后到的四川乐山县；第三批走陆路到陕西宝鸡，又转运汉中，最后至四川的峨眉县。”作为故宫的老人，梁匡忠对这段历史很熟悉，而他本人更是经历了文物回迁的全过程。

　　父亲是押第三批文物走的，梁匡忠和家人则跟随第二批人员坐轮船到了汉口。“那志良先生在武汉把我们接上，紧接着坐火车去追我父亲，追到宝鸡我们全家人终于会面了。”

　　在形势的不断逼迫下，一箱箱国宝不得不辗转在坎坷的路途上。从宝鸡到汉中不通火车，只能靠汽车运输。经过900华里的颠簸，大家以为可以歇一口气了，存放文物的山洞都挖好了，但汉中机场遭到轰炸，为了文物的安全，行政院命令再转移成都。

　　由于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直在路上，梁匡忠的书念得断断续续。这批文物最终到达四川后，父亲一个人要负担三个儿子的学费，经济有些勉强，而从北京汇来的生活费还常常不能按时到达。17岁的梁匡忠决定不读书了，于1941年7月正式进故宫博物院工作，看管库房。“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做了我的介绍人，他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驻乐山办事处的主任。”

　　其实早在一两年前，梁匡忠就开始帮着身边的大人们做事了。因为人手少，找外人又怕出事，文物箱子出入库房的收发签工作就常常交给个子已经很高的他。在乐山的库房干了不到一年，由于峨眉办事处的库房缺人，梁匡忠又被调到那里，峨眉办事处的主任正是父亲的老朋友那志良先生。

　　-子女们的名字见证了一家人与迁徙文物绵绵不绝的情愫

　　父亲在乐山管总务，年轻的梁匡忠在峨眉已经独立看管文物，当乐山有需要时他还要回去帮忙。“那时一个库房由一个职员和一个工友看管，当然还有当兵的进行把守。当地老百姓知道有好多箱子，但不清楚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两个人整天面对成百上千的箱子，没人说笑话，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不免感觉生活有些孤单。

　　梁匡忠每天都要去检查库房，看房子漏不漏雨，东西受潮没有，还要防火防虫，因为一切都事关国宝的安危，他自知责任重大。位于四川的所有库房他都跑遍了，运输文物的时候还要跟着押车，不敢出一点差错。押车途中会面临各种险情，车况、路况和天气状况的突变，甚至遭遇土匪打劫。“有一次我押车走到半路上，路中间被放了一排石头，车过不去，山上有人影在动。好在他们没料到我们车上架着机枪，最终没有出事。”但碰上车坏了、路塌了，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挨饿受冻却是常有的。

　　国民政府也非常重视文物的安全。“在陕西的时候，除了步兵保护，库房的所在地还有宪兵把守。到四川后，蒋介石的特务团来看守库房。”所幸的是，几次搁置文物的库房被炸，但文物已经提前转移，并没有受到损失。梁匡忠供职故宫多年里，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也尽职尽责，从未有一丝怠慢。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对得起故宫，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土，在别人的介绍下，梁匡忠与当地的姑娘结婚成了家。也许是为了纪念跟随国宝奔波的岁月，子女们的名字与故宫文物的迁徙地息息相关，见证了一家人与迁徙文物绵绵不绝的情愫。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峨眉出生，所以叫峨生，第二个取名嘉生，因为乐山古称嘉定府，金生和宁生是东迁到南京后出生的，等随西迁的文物最终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又有了小儿子燕生。”

　　-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文物运往台湾，梁家人没料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抗日战争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分置在峨眉、乐山和巴县库房的所有文物要先集中到重庆，然后再一道东归。然而一两万箱的东西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何况蜀道难行，尤其是峨眉、乐山两地通往重庆的路程，而运输车辆又十分匮乏。峨眉库房的文物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运输完毕，乐山的则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文物在重庆暂存了两个月后，于1947年5月分水、陆两线转运南京。

　　梁匡忠押的船是艘登陆艇，可以开上汽车和坦克，就这样在四川度过了8年时光后，他先随文物回到南京。父亲与他分开行动，母亲与妻儿则跟其他家属踏上了返程的路途。

　　原以为历时15年的文物迁运终于告一段落，可是回到南京不久，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国民党军队越来越不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即将解放全东北，平津被围，徐蚌紧急，南京岌岌可危，国民党政府打算逃跑，还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存放的文物运往台湾，西迁文物即将开始新的流亡。

　　“形势紧迫东西不能全带走，船也不够，就挑精华的拿。运到台湾的文物分三批走的，共2972箱。第二批运的主要是图书馆的东西，父亲被派随行，同行的还有那志良和吴玉璋。我则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

　　后来那志良在其书《故宫四十年》中写道：“运台文物的箱数，与南迁箱数相比，以数量计，自然是仅有南迁箱数的四分之一，但是若以质计，则南迁文物中的精华，大部分已运来台湾了。”

　　1949年1月6日，父亲梁廷炜登上了招商局派出的海沪轮，他带走了母亲和两个弟弟，还有梁匡忠的长子梁峨生。谁都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每个人心里第一个念头都是先躲过战火，顾不上多虑和伤感。然而谁也没料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等到上个世纪80年代梁匡忠辗转获得台湾家人的消息时，父母已经双双去世了，梁匡忠感叹相见恐怕只有到自己百年之后了。

　　-国宝西迁近20年后，梁家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北京

　　南京解放前夜，正逢梁匡忠值班。“局面很乱，到处抢人抢东西。去台湾的已经走了，我们把库房封起来，楼上的小门用砖给砌死，可楼下英国制造的钢门还是被偷走了。”留守的工作人员加上工友一共才十几个人，也没有军队保护，好在东西没有丢失，封锁的门直到解放后才打开。

　　留在南京的文物还有一万多箱，北京本院派去人员陆续进行回迁。前来的负责人问梁匡忠想不想北京，“我说我在那里生的，怎么不想。他让我别着急，答应一定调我回去”。1953年，梁匡忠带着妻儿终于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故乡。

　　调回北京的第二天，院里就派梁匡忠去前门接收溥仪押给盐业银行的一批东西，然后又上天津接收抵押在那里银行的物品。解放后他继续在故宫从事库房的文物保管工作，一直干到1994年70岁退休。

　　在故宫待的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梁匡忠与故宫彼此稔熟，即使是“文革”期间，致命的“海外关系”也没让他挨整、进牛棚，因为“故宫的人都了解我”。刚开始曾有人写大字报，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把故宫的东西盗到台湾去了。梁匡忠看了很气：“当时我儿子才6岁，怎么可能？”直脾气的他回到宿舍铺开纸准备回击，被进驻博物院的军代表看见了，劝他不要理睬。工人代表也对梁匡忠说他们已经看过档案，对他的情况非常了解，不必担心。“我听他们的没有回应，整个‘文革’里也就那么一张大字报。”

　　但海外关系多少还是影响了这个家，梁匡忠没能入党，子女们也是如此，他们下乡插队后又是最晚一批返城的，上学、招工都没有份儿。而留下这些麻烦的父亲到了台湾后，仍旧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工作，先在台中，后又搬到台北。梁匡忠的两个弟弟和他的长子峨生却并未对文物产生任何兴趣。

　　-从17岁进入故宫后直到70岁，梁匡忠从来没有离开过文物

　　从17岁进入故宫后，梁匡忠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文物，对文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天见不着就感觉缺点什么似的”。每天早上4点半，他就出门步行到东大桥坐109路电车去上班，长年累月，司机跟这位老人也熟了，常不到站点就让他就近下车，有时在半路上看见他赶车，就停下来让他上。

　　刚开始他对文物也不了解，没有书看也没有人能问，全凭自己有心，随着开箱随着学。“那时候的人怕别人抢自己的饭碗，不愿意教，我只能偷学。比如他们指哪里说了什么了，等他们走后我再开箱看。”

　　当年从南京库房运回的八九箱文物里，有一些就是他对着清单挑选的。梁匡忠不认为自己是专家，“理论的东西我没有，我对文物都是感性认识”。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让假东西逃不过他的眼睛，现在还常有人拿着东西找他鉴定。

　　梁匡忠凭着丰富的经验在保管部建立起集中故宫精品的珍宝库和陶瓷库，玉器、漆器、珐琅，每个种类都涉及过。整理文物，配合展览更换展品，梁匡忠每天都在库房里忙忙碌碌。

　　退休以后，他又被院里返聘了8年。国家文物局要从故宫借调人员帮助国家文物总店鉴定文物，“都是从海关扣下来的，数量有上万件。故宫派我去了，我帮他们将文物分类、上架”。保管工作担负很大责任，损坏一级文物甚至要受刑事处罚，当古稀之年的梁匡忠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时，才彻底脱离了文物保管这个行业。

　　-梁廷炜在海峡的那边没能等到文物回归的这一天，留下80岁的儿子梁匡忠和50岁的孙子梁金生继续守候

　　然而梁家与故宫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割断，随文物回迁南京后出生的二儿子金生，在父亲之后也进入故宫工作，现在是文物管理处的处长。1979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待了11年后，梁金生回到北京参加招工考试。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他对故宫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当在招工单位的名单里看见故宫博物院的名字时，他毫不犹豫地就填写了志愿，尽管插队时他一直担任小学的校长，而进故宫只能去工程队搞维修。

　　梁匡忠对这个儿子并不能有所照顾，“他肯吃苦，大热天别人都找凉快的地方歇着，他光着膀子拉车推土，不久就当了瓦工组的组长”。活泥、搬砖、砌墙，在工程队干了5年，梁金生被院里调进保管部，从事文物的管理，走上了和父亲同样的岗位，也再一次与迁徙的文物发生了联系。

　　原来最终遗留在南京的2000多箱文物，被故宫委托给江苏省政府暂存，以便日后再慢慢运送。但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运动，导致这些文物没能运回北京，南京方面又将这些文物委托给南京博物院代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梁金生随院领导几次赴宁，负责协调文物的北返事宜，但至今未果。

　　如今，故宫正在进行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殿内陈设也等待扩充。运往台湾的国宝犹如鲁迅当年描述南迁的文物，是飞去的“黄鹤”，不知何年才归，而隔着一江一河的那十万件文物，虽也饱受流离之苦，但归期应不远矣。梁廷炜在海峡的那边没能等到这一天，留下80岁的儿子梁匡忠和50岁的孙子梁金生继续守候。

　　颜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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