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达维报道

　　强国要不要靠智商

　　在世界范围内,智商最高的人群是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国民,他们的平均智商高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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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李老师的这句话对文文他爸刺激挺大的。虽然他平时不怎么管文文，文文平时也挺听话的，就是喜欢发个呆，爬个树什么的。老师这么一说，他可就有点担心了，别真的……吧。于是，他就跟文文说，带你出去玩，可文文跟他说，“爸爸，你是带我去测智商吧？”“……”“没事儿的，测吧！”

　　下午，从医院出来，文文爸爸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家孩子脑子没毛病，我家孩子脑子没毛病！”因为大夫告诉文文爸爸，文文智商有138。

　　文文的智商不是高，而是很高。据当年华师大心理系老师的测试，常昊的智商也就是138，据说李昌镐是139，而一般孩子，七八十就算正常了。

　　测智商，起源于1904年的法国。这个数值不是用来测试知识的多少，而是判断大脑工作的能力。一般人的智商在85—115之间,人类的智商平均值是100。

　　中国人智商普遍高

　　英国和芬兰科学家做了一项统计，通过对全球60个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智商对比后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智商最高的人群是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国民,他们的平均智商高达105。其次聪明的人群分布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平均智商是100。南亚、西亚、北非和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国民平均智商是85。而平均智商最低的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加勒比地区，这两个地区人们的平均智商为70。

　　汉语使国人聪明

　　当今世界，有一股只说英语的潮流，认为英语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也有学者认为,汉语相对西方语言，从读音、表义和词汇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这是中国人聪明的真正原因。

　　学者苏诚忠在他的《万国语言定理》中说:英语有16个元音和24个辅音，所以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24×16＝384个;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4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仅1200个;而拼音文字的鼻祖菲尼基语，仅有22个辅音，没有元音。所以在菲尼基语要表达所有英语的声音就至少需要两个音节，表达所有汉语的声音就至少需要三个音节。

　　人在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总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音节，即尽量少的口腔动作表达，对于复杂的形式，人们总是试图简化它。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就简称为人大，联邦调查局就是FBI,而YES变成了YEA。因为汉语音节种类很多，汉语就拥有了尽量多、音节尽量少的词汇，表达方式简单有效。

　　对于发音者和听音者来说，对词汇的认识取决于工作记忆，即1.5-2秒钟之间的短暂记忆。超过2秒钟，表达就不那么灵活。设计新单音词的用处也是它可以在工作记忆范围内表达更多的内容。有学者实验发现英语在2秒中可以表达7.21个数字，而阿拉伯语言只能表达5.77个数字。由于多音节语言的这一缺陷，相对于单音节语言,多音节语言是不够聪明的。

　　中国人由此可以用尽量少的时间，表达尽量多的含义，而这就意味着尽量快的思维。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汉字形声、象形、会意的方法，使汉字本身蕴藏了大量的信息，通过汉字的组合，可以轻易地表达复杂的事物。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了数百万，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分，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100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4000个汉字来表达，极大方便了记忆。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利于形象思维，能激发人的想像力，以感性、直觉和象征主义的方式思考和表达思想。但是汉语没有时态，没有单复数，表达不精确，这和着重抽象思维的西方语言不同,从而造成中国人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不足。就连讲究渐悟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都被依靠直觉和体验的中国人剔除了其中的逻辑推理过程,而讲究顿悟。

　　中国人善谋略

　　胡星斗教授说,中国人之所以聪明，还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继承了在人际关系中升华出的智慧。中国的许多种典籍，实际上都是谋略文化。尽管孔子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主旨，但儒家学说实质上仍然是谋略文化,老子则更明显,以退为进的思想深得谋略的精髓。“兵者,诡道也。”中国的谋略文化在孙子那里达到了顶峰，这比西方的军事理论巨人克劳塞维茨早了2000多年。

　　从战国策、资治通鉴,到二十五史，都使中国人智慧越来越高，看问题越来越深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简单直率。

　　强国不能靠智商

　　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周晓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智商的测定，不应该提倡。它可以体现一定的遗传预测性，因为人的大脑的发达程度毕竟有所不同，但是智商测定缺乏文化上的公平性，不能作为大众的指标，更不能作为教育的依据。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存在很大的生理差异，而是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制度不同，教育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周晓林认为，中国人需要的，是逻辑思维能力，是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是合作的能力。胡星斗认为，文明的健康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良性、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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