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活》--一个“现实主义”的沉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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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22日14:27 瞭望东方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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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杨林报道 “记得北京一位作家评价我的《日光流年》，说是50年后才能让人看懂，这太遥远了。《受活》大家现在就能看懂就好了，10年之后还认为有价值就成功了”——阎连科 阎连科，男，1958年出生，河南省嵩县田湖镇人。1978年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 2004年3月14日，上海大学乐呼新楼内。阎连科带着他撼动整个中国文坛的长篇小说《受活》来到上海，参加了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收获》、《当代作家评论》和上海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关于《受活》的研讨会。《瞭望东方周刊》对阎连科进行了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受活》又一次让你位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阎连科:感觉还可以，我觉得作家被媒体关注不是坏事，关键在于作家本人要有颗冷静的心，冷静地认识到自己作品的水平、自己在文坛的位置。很多人说我的作品伟大，可能还为时过早，等读者和评论者都冷静下来，过个十年再评价也不迟。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评价《受活》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并且用“狂想现实主义”等词汇来形容它，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阎连科:刚开始我确实被这些称号吓了一跳，但退一步说，这么多批评家愿意重新在理论上给它定位，就说明了它和其他小说的差别，和其他小说有不同的地方，这和我的一些写作理念也是吻合的。其实再多的口号也无所谓，我对自己作品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我的老读者依然认可，一些大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能接受，评论家不要拍我板子就足够了。记得北京一位作家李国文评价我的《日光流年》，说是50年后才能让人看懂，这太遥远了。《受活》大家现在就能看懂就好了，10年之后还认为有价值就成功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写作《受活》之初，有没有想到今天这种反响？ 阎连科:没有，真的没有。记得我写《坚硬如水》的时候，内心异常激动，那种写作时酣畅淋漓的感觉，让我感到这肯定是让读者叫好的作品，不过面世之后却和我的预期有很大差距。 我在写《受活》时，有一种“毛茸茸”的质感，也就是说这本小说蕴涵着很多说不清的问题，这种质感激励我有相当激情投入到创作中去，去用文字把问题阐述清楚，这才是小说创作的价值所在。如果一开始我就明确这本小说要告诉读者什么，往往会写出失败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这几年所创作的小说来看，称你为“乡土”作家应该比较合适，你怎么看“乡土”这两个字？ 阎连科:我觉得不应该把文学分为军事、农业、工业等题材，这又不是超市卖东西没必要严格区分，作家重要的是要把作家对生活的感悟贯穿到作品里，比如我写农村的故事并不仅仅是表现农民的苦与乐，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心理的一个缩影。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据地，莫言的在山东高密，史铁生在地坛，而我在耙耧山区，这里有我魂牵梦萦的创作源泉。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受活》中运用河南方言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为了保存和发扬地域文化？ 阎连科:没有想得那么远，我只是想突破以往的语言方式，应该说我肚子里是有说不完的精彩故事，至于用什么语言写作就在于我了。用河南方言写作是因为可以和故事背景保持一致，用这些自小就熟悉的地方话来写小说，我感觉特别自由。而且它能保留一种回家的感觉，故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后的“圣地”，就像《受活》这本书封面写到的“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天赋对作家重要吗？ 阎连科:说老实话，我当初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去写小说的。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我看到作家张抗抗因为创作长篇小说而从北大荒调到了哈尔滨工作，内心极受震动，于是便学着写点东西，你想我当初在部队只是个小排长，不写作退伍回家就只能种地，1979年我写的一篇4000字左右的作品，在武汉军区《战斗报》刊登了，这是我的转折点，从此小说改变了我的命运，我逃离了贫穷的土地。 至于天赋我不觉得，我29岁才开始写中篇，你看现在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都出了好几本书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会想到读者吗？ 阎连科:我在创作的时候从不去想受众，我只注重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说写作最重要的是“差异性”，你和自己以前作品的差异，你和其他作家作品的差异，要保证不重复自己。要认为差异是一种价值。现在的读者太分化了，我不能指望喜欢金庸的人来读我的书。成熟的作者只要表达了自己的内心，就一定会有一些读者与你产生共鸣,受众的广度不是一个作家能掌控的。 《瞭望东方周刊》:对包括你在内，李洱、二月河、李沛甫等“河南作家群”的崛起，你认为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阎连科:巧合吧,或许是河南人口太多总要出些作家吧(笑)。这个现象没什么本质联系在里面。说河南人生活比较苦难是原因，好像也站不住脚，苦难生活能成为作家的创作源泉，但不是造就一个优秀作家的全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实习记者杨林报道 《受活》:一个“现实主义”的迷思 《受活》反叛的是一种“现实主义”，而表现的，也是一种“现实主义” 2004年，阎连科长篇新作《受活》在中国文坛横空出世。 “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阅读程式都不适合《受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读到的既不是客观生活也不是主观生活，阎连科的这部作品是对业已崩溃的‘现实主义’的一种突破。” 上海大学文学院王鸿生教授这样评价这本小说。 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到李洱的《花腔》、行者的《大化之书》直到阎连科的《受活》……正像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所说的，河南人的写作我行我素，公然蔑视公众，顽强反抗潮流。他们的作品，越来越难懂，越来越没有章法，越来越潇洒，越来越纯粹，就像是一部部天书。 《受活》全篇采用大量的河南方言与正文、絮言相结合的叙述模式写成，在阅读的第一时间，很多读者的反应与《社会科学报》总编许明很相似。 “我开始读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小说大量的河南方言让我无法使用惯有的阅读方式。”许明坦言，“但读完以后却有颇多感触，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阎连科的《受活》，从内容到写作，都是在对传统文学模式进行一种公然正面的‘反抗’。” 在9999本《受活》珍藏版的“不满意可退书”的促销活动中，至今为止，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到的退书仅为2本。而《受活》也已经打入各图书销售场所的热销书籍的榜单中。作为一本纯文学书籍，这相当不易。 “在《受活》中，有一些很奇特很真实的东西交织着作用着。《受活》里充满着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它写的不是现实，却充满对现实的关怀。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比如描写一个相对真实的事件，阎连科可以将这个事件刻划得异常细微，当你认为它是真的时候，它却最终给了你一个荒诞的结果。而反之，当有很多荒诞的东西或情节组合在一起，你觉得一切都很可笑时，却最终得到了一个异常真实的结果。” 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罗岗说。 一直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是受苏俄文学影响深重的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但许多文学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业已“变味”。 “‘现实主义’已在走向极端化，而两极对象分别是反腐小说和‘身体’小说。” 罗岗如此评价文坛现状。 而阎连科,这位内向而朴实的作家,对“现实主义”所带来的危害显然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正如他在《受活》后记中所写:“今天的‘现实主义’像小浪底工程和三峡大坝样横断在文学的黄河与长江之上，割断了激流，淹没了风景，而且成为拯救黄河与长江的英雄。从今天的情况说来，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至少说，我们几十年所倡导的那种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元凶。” 《受活》虚构了一个叫受活庄的地方,这是一个遗世独立、鲜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视健全者为另类。主人公柳县长试图发展旅游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受活庄被柳县长惊喜地发现了。于是，这个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开始了走向外部世界的不归路:村民们组建了绝术团,在柳县长的带领下红遍方圆百里。 相关专题：瞭望东方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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