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创立“官银号”
-郭剑林
徐世昌认为：“窃维国之本，财政为先，财之营枢，银行为要。”1902年天津设立官银号，资本110万两，至1910年已经拥有102万现金，8万多资产，70万有价证券。
天津振兴发展工商业的资金“多取决于官银号”。清末民初，天津银行金融业稳居全国第一位，其分号的设立遍及全国。总统、总理、总长、各省督军、省长竞相投资金融银行业。徐世昌投资的就有：1917年的天津“金城银行”，资本500万元；1919年的北京“中华懋业银行”，资本1000万元；1920年的天津“劝业银行”，资本500万元。当时中国号称私营商业银行八大家，天津就占一半———大陆(今黑龙江路)、金城(今解放北路)、盐业(今赤峰道)、中南(今解放北路)，合称“北四行”。“南四行”之实业、通商、兴业、商业储蓄，上海占其三。全国另有私行30家，而天津亦占半数以上，资本总额8000多万元。与此同时，外国之俄亚、道胜、花旗、远东、汇丰、正金、怡和、麦加利、德华等17家外行“相率偕来外资”，在天津维多利亚道———中街———今解放北路银行街———中国华尔街一线安家落户。一幢幢哥特式、罗曼式、雅典式……风格迥异的豪华富贵建筑群，气势雄伟，充分表露出金融银行建筑特征，这在中国其他城市是绝无仅有的壮丽奇观。
应当指出，包括徐世昌在内的投资银行金融业绝不能视为“官僚资本”或地主买办资本主义性质，因为上述形态是以国家所有制之形式来实现他们集团的利益，不仅仅是几个投资商的利益。徐世昌等官僚投资天津新式银行金融业完全属于私有资本、私人所有制性质，与国家所有制在职能、地位、作用与性质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天津金融银行业创建伊始，就采用西方股份公司管理模式、总经理负责制，其人事与管理、信用与调查、会计与成本等制度严密。徐世昌敢于引进外行的理念认为：外行既有控制天津金融市场份额的一面，又有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反控制意识，扩大外商来津投资的一面。“一战”以后，天津出现大宗或者零星存款已由外行“趋向本国银行”的新局面。“银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精巧最发达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划时代的发明之一”。天津金融银行业的火爆发展，正是天津商业、工业、外贸、教育文化等中心地位成形的产物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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