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谁也不会忘记1992年令人激动的春天。那个春天，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那是一个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春天。
其时，《深圳特区报》已颇具名气，作为该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后被任命为该报总编辑，现为《香港商报》总编辑)更是幸运。当1月19-23日邓小平视察深圳时，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新闻记者被深圳市指派为当地惟一的文字记者，全程随同采访；是年3月
26日，署名陈锡添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之反响。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邓小平有一段话：‘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是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然而，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等，这些我都没敢写。”(见7月10日《南方周末》陈锡添专访)
很明显，邓小平的这两段话，一段是反对“形式主义”问题，一段是力主“退休制度”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自己的解释是，“不敢写，说明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那个年代，思想不够解放决不是少数人或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当然，思想不够解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左”的意识形态的盛行。正如小平同志当时所说的那样，“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譬如姓“社”姓“资”的问题，就是时刻困扰人们并时常引起争论的一大问题。新闻界、理论界，更是敏感，谁不怕“言论”上出差错呢？在我国历史上，“以言治罪”的情况还少吗？人们的“怕”，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地强调，“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怕”。可以说，正是小平的这一番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从此也才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1992年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回顾过去，十年光阴，并不算长，但我却有某种“隔世之感”。是的，当年的许多争论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我们人民共和国的面貌早已经是焕然一新了。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光荣地完成了党的领导集体的年轻化，十届全国人大更是顺利地实现了国家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中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雄健步伐在全面建设小康的道路上迅跑，形势喜人。
十年光阴，十年巨变。变化最大者在哪里？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些人们可能看重物质方面，有些人们可能看重精神方面。我更看重的是精神方面。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从总体上看，我感到，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和愉快。譬如在言论方面。我们当然还不能说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在一切场合都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个别地方“官本位”盛行，民意的自由表达就难免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但却可以说，这种“自由度”正在一天一天地扩大，真正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
其实，回过头来看，新闻媒体今天能够发表陈锡添过去年代“不敢写”、不敢发表的文章内容，其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
总而言之，人们不敢说、“不敢写”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王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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