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杰人

　　2004年3月5日上午，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一家小商店里响起热烈的掌声，七八名分别来自湖南、湖北和四川的农民工围着电视机使劲鼓掌，他们的眼里甚至噙着泪水。打动这些朴素农民的，是他们刚刚通过电视收听到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一段话——“我要在这里向大会郑重报告，从今年起，中国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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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温总理的话让我们这些当农民的真高兴。”四川民工李绵普告诉记者，就在半年多之前，他家还因为没有及时交纳农业税，被乡政府的干部拉走了一头牛，“免了农业税，我们可以种太平田了。”

　　那一刻，和李绵普等民工们一样高兴的也许不在少数人，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庄严承诺，2004年“农业税率降低可使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每年可使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今年中央财政将拿出396亿元用于转移支付。”这话也激起了在场的数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热烈掌声。

　　“是该取消农业税了。”提到温总理的表态，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白城市市长岳清友兴奋地对《法律与生活》记者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策。”

　　四十六年农业税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越南还有“农业税”，我国每公顷土地向农民收取的税费接近200美元。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从那时起，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税种，农业税成了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农业税的特点非常明显：以农业收入为征税对象；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实行实物和货币两种方式征收；实行由国家统一控制下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地方政府具有相对较多的管理自主权。

　　由农业税自身的特点决定，该税设立后，在很多地方多以实物形式征收，也就是让农民交粮食或者主产品种物而不是交钱，征收时多由乡村干部实施。所以在民间，该税又被俗称为“公粮”。

　　“农业税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位专家解释说，“农业税主要应用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事务，这对一个农业大国特别是当时财政状况极度虚弱的中国来说，具有积极作用。”

　　对于当时设立农业税的做法，湖南双峰县一位86岁老农说：“种田要纳粮，养崽要养娘，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和这位老农一样，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民，对当时国家设立农业税多持赞同态度。

　　“从1958年设立到现在，经历了45年后，农业税从当初的先进制度，演变为现在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事物，因此，现在取消这个税种，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湖南省双峰县一位曾经多年担任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干部对记者坦言当前农业税的弊端。

　　这位负责人以该县青树坪镇的农业税征收工作为例作了说明：全镇7.2万人，4万余亩水田，每年收取农业税110万元，占全镇财政收入总数的20%。

　　为了收这些费用，镇里每年要动用400多名国家干部和200余名村干部，历时3个月，一般说来，最后只能收上来50%。“收农业税的成本巨大，包括办公费、手续费、奖金、临时工工资等在内要付出一大笔钱，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为此付出的政治成本”，这位干部说，“在收缴农业税的过程中，干群关系恶化，农民严重不相信政府，这种成本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恶果。”

　　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越南还有“农业税”。我国每公顷土地向农民收取的税费接近200美元。而与之相对的是，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当代工业化国家一般都给农业以高度保护，如美国对每公顷土地直接补贴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

　　让农业税成为历史

　　现有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城市与农村的税制两线并行。由于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

　　正是看到了农业税的种种弊端，要求减少乃至取消农业税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当时农民是这一声音的主唱者。到2000年，一些地方官员和经济学家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现有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城市与农村的税制两线并行。由于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对记者说。

　　“在这种税制结构下，不管农民有没有收入都要征税。”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告诉记者：“因此，不管是百岁老人，还是刚出生的婴儿，都必须交纳等额的农业税。”

　　“停止征收农业税，是一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最直接有效、简单易行的好办法。”来自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枫直截了当地建议。刘枫说，过去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占了很大比例，但现在国民经济的主体已经是工业和商业，国家的税收重点在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安体富教授曾经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大体上已经成熟了，“如果五年内每年减少120亿，我们完全承担得了”。

　　湖南的那位基层负责人则尖锐地指出，取消农业税，不仅对农民有好处，对乡镇基层政权建设也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迫使乡镇政府减员消肿，有利于基层工作。”

　　也许都看到了取消农业税的好处，从2000年起，包括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内的很多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建议取消农业税。

　　在这种呼声日涨之际，一些地方政府则率先行动，在减免和取消农业税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到2004年2月底，已经有北京、浙江、延安、青岛等地方政府纷纷宣布取消农业税。

　　“现在看来，取消农业税不仅没有使经济受到负面影响，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历经一年取消农业税的实践后，山东青岛市崂山区的一位官员欣慰地说。

　　后农业税时代

　　农业税的减免，会给地方财政依靠农业税税收收入的地区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但现在中央财政完全有能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消解这种收支压力。

　　温家宝总理的表态，使农业税在中国的生存历史走入了倒计时。有人把今后5年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时段称为“后农业税时代”。

　　“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农民负担的逐年减轻，另一方面则是财政政策特别是农业财政政策调整的阶段。毫无疑问，中央政府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但由于这个钱数额不是太大，可以说是用少量的钱赢得了巨大的效益，包括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财政部一位专家说。

　　当然，也有农业税费专家坦陈，取消农业税将使地方财政压力加大。

　　农业部一位官员认为，“如果取消农业税，势必使基层政府本已严峻的财政形势雪上加霜。”这位官员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魏加宁提供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乡镇政府平均负债400万元，同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县级财政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财政赤字压力。

　　但对于取消农业税，比起担忧来，更多的可能是乐观。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白城市市长岳清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吉林全省为例，取消农业税所导致的财政损失仅为10亿元，尽管吉林经济不发达，但这一损失数字的影响仍然可以被忽略掉，而它所能带来的效应则是巨大。“农业税早就该取消了，取消好。”岳市长说。

　　“农业税的减免，对于粮食主产区、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其地方财政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来自农业税税收收入，因此可能确实形成较大的财政压力。”马晓河说：“但是，现在中央财政完全有能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消解这种收支压力。”

　　“当然，要切实减轻地方财政压力，还应当如总理报告中所指出的，县乡的机构改革需要适时推进。”马晓河指出。

　　早在2003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就说过：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现代化；今后新增的财政支出，要向“三农”倾斜。“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也旨在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消农业税的举措，将掀起农村新一轮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新浪潮，并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也有人担心取消农业税的决策会间接损害城市的利益，但专家认为人们大可不必过多担心。“零赋税出现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为中国今后在城乡间推行的一体化税制扫清了障碍，对中国追求的城乡统筹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马晓河说。

　　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则他们的消费水平也会提高，从而促进城乡市场的繁荣，拉动内需，而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会由此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

　　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负增收，中央财政向“三农”倾斜等举措，不该被视为“劫富济贫”或“劫城市济农村”。这种调整恢复了农民在税赋上与城市居民的平等地位，这是公平的回归。有人认为，这其实只是城市对农村的“还债”或曰“补偿”。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4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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