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畅

　　“我忘不了那些天真的眼神”，67岁的桂希恩望着一张张儿童艾滋病感染者的照片说。

　　曾经有一个上小学5年级的女孩子，十分可爱，但不幸感染了艾滋病。本来她要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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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找桂希恩治病，但到了约定时间却没有来，因为她已离开人世。作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主任、国家艾滋病防治专家组成员，桂希恩诊断、救治了很多感染艾滋病的孩子。因为“花朵凋谢在不该凋谢的时候”，他发出疾呼：“也许我们暂时还不能全面控制艾滋病流行，但至少应该首先保护孩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由此发现了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此后，这个村开始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与救助。2月28日，桂希恩获得了“贝利—马丁奖”，以此表彰他“第一个发现中国艾滋病村，并为防治艾滋病作出巨大的贡献”。

　　1981年，桂希恩在美国学习，老师向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通过同性恋来传播的。桂希恩很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1999年7月，一位老家在河南的进修医生急切地找到他，称自己家乡“出现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而且，一些人已经死于这种怪病”。

　　当时，听说患病的大多是青壮年，桂希恩判断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几天后，他走进了文楼村，看了几个得“怪病”的人，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些人的临床表现“非常像艾滋病”：发烧、口腔溃疡、口腔真菌感染、带状疱疹……

　　“这些都是艾滋病的临床表现”，桂希恩难以置信。他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了武汉，结果发现两个感染艾滋病。几天后，他再次出现在文楼村，抽了20个村民的血样，结果又发现了感染者。一个星期后，他抽血扩大到50人，从中发现了儿童感染者。

　　为此，他给当地卫生部门写信，认为这种疾病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村子的范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建议将情况报告”。

　　1999年10月31日，他带着自己的调查报告来到北京。在报告中，他表示，1958年，江西消灭血吸虫病，毛主席写下了“送瘟神”，而今“一个更凶恶的瘟神来到了我们面前”，“亟待采取有效政策”。报告直接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上，李岚清立即作出批示。很快，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这个村慰问，后来，这里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村子。

　　在文楼村，桂希恩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治疗。通过调查，他得知，曾有一个年轻人报考海员，体检时知道自己病了，回来后，别人都躲着他，他坐的板凳别人都扔了，一看见他，别人就跑。为此，桂希恩和他握手照了照片，放大成14英寸挂在墙上。此后，这个年轻人经常对别人说：“人家老医生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在这个村，有一个老婆婆，正值壮年的儿子死了，几天以后，丈夫也死了。此前，他们看病花了很多钱，到丈夫死时，已经“没钱买棺材了”。后来，儿媳又死了。最后，仅剩下了老婆婆和年幼的孙子。此时，老婆婆也发现感染了艾滋病。

　　桂希恩带着几个孤儿来到文具店，让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老婆婆的孙子看到复读机，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桂希恩见了，立刻就掏钱买了。“一个艾滋病损害的不仅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还危及家庭和孩子。”

　　桂希恩治疗艾滋病“上门服务”，也受到一些人阻止，甚至，和他同去的学生被打。为此，桂希恩说：“医学没有国界，难道还有省界吗？”

　　2003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来到文楼村。她亲切慰问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是桂希恩帮助过的人。为此，吴仪副总理刚走，这位村民就给桂希恩写信说：“你在我病重期间，给了我很大帮助，我终身难忘”，信上还说：“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来到了我家，我把您对文楼作出的贡献，放幻灯片、怎样防治艾滋病，给病人发钱发药都讲了。”

　　在这里，桂希恩给700多人抽血带回武汉检测。一次，一位护士帮忙时，把手扎破了，这是极容易感染艾滋病的，经检测，这位护士没有问题。但从那以后，桂希恩都是自己来抽血。给病人检查时，他们问桂希恩：“你怎么不戴手套？”桂希恩说：“戴手套会给病人造成特殊的感觉。”

　　2001年5月9日，桂希恩将5位艾滋病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可医院床位爆满，桂希恩就把他们安置到医院后面的老宿舍区，一栋将要拆除的小楼。此举引起小楼住户们的极度恐慌。整个上午，小楼外围满了职工家属，有人还当场向桂希恩教授提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信，要求“现在就把他们弄走”。迫不得已，桂希恩把5名艾滋病感染者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轰动一时。

　　对此，桂希恩说：“我用理论和实践告诉大家，生活类的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在自己家里，艾滋病感染者和桂希恩共用卫生间、桌椅，一起吃饭。桂希恩给他们进行体检，还带他们游览东湖，因为，“艾滋病人需要生活的勇气”。在他的影响下，后来，武汉市民为艾滋病村捐款10多万元。

　　1999年走进文楼村时，桂希恩还不太受当地干部的欢迎，村民甚至要把他“藏起来”。5年来，随着人们对艾滋病认识和观念的转变，桂希恩说：“确实没想到，中国艾滋病防治会有这么好的形势”。

　　2月28日，在领取“贝利—马丁奖”时，桂希恩作了“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止境”的发言。他说：“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就不配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艾滋病是慢性传染病，有漫长的潜伏期，无症状感染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将疾病传播给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和子女。”

　　桂希恩将5万元奖金捐给了艾滋病防治工作。此前，他资助了数十名受艾滋病困扰的孩子。很多成年感染者都有卖血的经历，桂希恩认为“教训深刻”。他说：“今后性传播及注射吸毒将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他引用艾滋病病毒发现者的话说：“全世界艾滋病研究者正在尽力寻求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和预防疫苗。但如果不改变人们的行为，我们的斗争终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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