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通志》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一日，天津商务公所成立。光绪三十年九月经商部议准，改组为天津商务总会……会址设在估衣街豫章会馆。光绪三十一年迁至北马路，1918年更名为天津总商会。

　　记者黄卫/城市快报本版照片翻拍杜建雄/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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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爷，您这批茶叶能不能便宜点卖，人家西边的李爷那可把价格压低了，咱们可是老主顾，但我也不能吃亏呀。”张爷听说对手将茶叶的价格又压低了，恨得牙根儿都痒痒。没法子，为了争这口气，就是不赚钱也得把生意做成，想到此，张爷一拱手，“刘爷，您别说了，就按您给的价，只要您照顾我这里的生意就行。”出了张爷家的大门，刘爷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嘿嘿，又白赚了一笔，他们两人争生意，我就占便宜了。”

　　1902年后的天津，商业百废待兴，为了做成一笔生意，同行之间的竞争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加之洋货越来越多地进入天津，天津本土商人的日子更加难过。众多商家愈发觉得，没有一个互相通气的渠道，迟早会受人蒙骗，不能只讲竞争了，还要联合。

　　联合对外商———

　　政府号召建商会

　　各地商业的艰难很快得到了清政府商部的重视，一番调查之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4年1月11日)商部尚书载振向光绪帝呈奏劝办商会的建议，请求各地建立商人的联合组织———商会。

　　载振认为，西方向来重视经商之道，并有专门的学科作为商业人士的必修课程。西方的商人，都以经营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视同身心性命那样重要。日本明治维新后，风气开辟，虽然本国物产不如中国那样多，但商业却蒸蒸日上，足与欧美抗衡。纵览东西诸国，都是从经商而富国强兵。但发达的背后，正是商业的积累，得力于商人间的组织———商会。国外的商会，商人之间互通商情互相得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欺诈，各国商会基本如此。但中国历来商务不受重视，不但官员与商人有隔阂，即使商人与商人之间，也不相通气。不但不同行业不相往来，即使同业之人也各自为政。自从开辟商埠后，各国商人都到中国寻求发财的机会，外国货与中国货竞争日趋激烈。但是外国商人互相团结，而中国商人各自为战，势单力孤，相形见绌。所以，中国也要在各地建立商会作为商人之间的联络组织，一来剔除内弊，一来考察外情。

　　对于中国商人之间的竞争，商部举例说，“中国丝茶两项，为出口货之大宗，往往以散商急思出脱，跌盘争售，而一二殷实巨商亦为牵累。其他货物之作伪掺杂卒至亏本者，难以枚举。”

　　在上奏光绪帝的奏折中，商部提出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作为各地开办商会的基本要求，凡属商务繁富之区，都要设立商务总会，较小的地方设立分会。按照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如直隶的天津，山东的烟台，均作为应设总会之处。

　　公所变商会———

　　天津商人改制忙

　　清朝末期，大商人虽然家资万贯，但重文轻商的世俗观念如同前面的那些朝代，一样没有改变。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主持设厂颁发章程，奖励民营，从立法上奖励私人投资设厂，天津商务局遂于1902年设立。主持人为买办吴懋鼎、王宗堂、宁世福及盐商杨俊元、王贤宾、李士铭等人。由于办事不力，众商不满，商务局成立之后不久，1903年即由民举的商务公所所代替。在成立公所不久，商部要求成立商会的消息传到天津，对于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商人们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按照商部的要求，商会是商人们自己公举成立的组织，商务总会由一名总理，一名协理主持，另外再有20至50名商会董事。根据规定，公举出来的会董，必须符合才、地、资、望四个要求，否则不能担任董事或总理、协理。对于才品，要求该人必须是经营有道，成绩卓著并没有经营劣绩；对于地位，必须是商号的大股东并在天津占有巨大的贸易额，是该行业的佼佼者；对于资格，必须在天津经营5年以上，并且年龄在30岁以上；对于名望，必须得到商号的拥戴。

　　经过紧张的酝酿，在公裕厚、隆顺榕等天津61家商号推选下，天津首任商会四大负责人走马上任，他们是：总理宁世福，协理王贤宾，坐办幺联元、卞煜光。

　　商会入行人———

　　进门先要学规矩

　　商业的竞争让天津的商人备感压力，自从中国海禁大开后，洋人船舶便畅行无阻地招摇于天津的河道，而洋船上的商品更增加了经商的难度，除了中国的土特产，洋货足迹无孔不入，日子确实没有以前好过了。叹息之余，天津的商人也在反思，就津市而论，往年街面计存官行各款为数甚多，藉资通融，尚可敷衍。庚子以后，银根空虚，货币贬值，商务凋敝，元气大伤。但就是在不景气的前提下，有些商人的奢侈之风依然不改，不正是这些奢侈的作风让人家不敢把钱交给商人吗？在情急之下，如果不全力整顿，大施培养，大家的士气也就不能提升，颓废的商业作风也就无法避免。

　　宁世福等人接管商会后，除遵照商部简明章程办理外，还草拟开办章程十条，仿照大学里面的十项章程，开列了多种约束条件，并要求加入商会的各位商家必须遵守。十章条规目录是：崇俭朴以固商源、讲信义以维商俗、议赏罚以励商志、定股份以均商利、禁支欠以固商本、节杂项以杜虚麇、报怠清以核商利、用关防以联商情、集公款以为经费、仿保险以悦商心。

　　简朴有节度———

　　天津商人五不准

　　“兴由俭，败由奢”的道理对于任何人都是应该铭记不忘的，商人每天都与金钱打交道，面对成千上万的钱财，有多少有钱人禁得住诱惑，不去挥霍呢。为了能让大家重新回到简朴的生活中来，商会在第一条规定中，就明确了简朴的要求。

　　一大早，隆顺榕药店的东家便将掌柜与伙计召集起来训话，卞老板先清清嗓子，严肃地说：“各位，现在咱们都是商会的一分子了，所以，商会的规定不但大家要遵守，而且绝对不能违犯。商会要求咱们，寻常出入上街办事及寻常聚会只准穿布衣，不得穿着锦绣华丽的衣服。只有在喜寿丧祭以及拜会官长、款待宴请宾客等应酬，或年节、端午、中秋三大节，可以随便穿华丽的衣服，以示体统但也不要太奢华。寻常饮食只准—饭一菜，不准任意挥霍。只有喜寿丧祭以及待宾客，或年节、端午、中秋三大节，可以讲究一些但也不要太糜费。原来应酬送礼大家可以自便，但以后要有个定制，掌柜送礼只准送津钱五百文，同事只准送津钱二百五十文为限，不准送更多的礼物。如果属于交情深厚必须帮助，则除照章送礼外，另馈多金，商会不管。在年节、端午、中秋三大节送礼，也不准过于丰厚，给官员送礼则随时酌定。但我希望，大家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不要花在请客送礼上。虽说个人私事我不应该管，但从今往后，咱们不能宿游妓院、小班、下处，即使请客亦不准招妓陪酒。对于那些私自游荡，或擅自潜游妓院，我将登报声明，以儆效尤。再犯的，无论掌柜(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同仁均从重议罚。如始终不改，则逐令出号，并登报向世人示众。但那些能够改过的，商会还按照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待，同样在报纸上刊登声明，以表彰劝勉。”

　　鸦片自进入中国后，被那杆能够带来腾云驾雾效果的烟枪所迷惑的人不计其数。商会的章程中规定：商人不准癖嗜鸦片烟。有烟瘾的自入会后，必须戒断。如阳奉阴违，或不遵戒，立逐出会。所以，大家要按照会规的要求去做，不要犯了事再后悔。

　　讲求信和义———

　　“童叟无欺”不失约

　　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中国商人亦自知信义为贵，门面高竖牌匾，大书“童叟无欺”四字。但是事实也让商会的人士担忧，虽然标明童叟无欺，但欺诈的行为在行内屡见不鲜。既然成立了商会，注重商人的信誉，保障商会的信誉必然成为头等大事。

　　讲诚信从纳税开始，这是商会在信义章节中第一要求。“商人运货，以纳税为先。查国家度支，地丁而外，仰给于税。税出于商，事关重大，不准偷漏”。对于偷税漏税，商会采取了严厉的制裁，如有被钞关将漏税货物充公的，除立刻逐令出商会外，还要按照偷税人的资本对其罚款，而且还要登报声明，向市民展示他的恶劣作风。商人贩卖货物，必须用真牌号，不准以假充真，以贱冒贵，欺骗平民。商人借债，到期必须归还，违者照议赏罚条惩治。

　　时间就是金钱，对于两个谈判的商人来说，谈判的时间就意味着交易的开始，所以商人的约会更与金钱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部分商人时间观念不强，迟到早退让人无法承受。作为信义，时间的观念更应该加强，在规定中，商会要求会内的商人约会必须践言，届时必至，不准负约。如果遇到不可预料的意外情况确实不能赴约，必须派人向对方通报，违者一样要被登报记过。

　　奖励勤快罚懒惰

　　天津商人不欠钱

　　古人云“惟赏与罚不可不当。”振兴商政，这一招同样不能不用。天津商会对于奖惩制度规定详细，令现代人看来都近乎苛刻与不可思议。如果挪用公款有什么样的惩罚呢？如果掌柜与伙计初有挪移亏欠，捏名支借等情形，被财东察觉，或被他人告发，无论涉及银钱多少，若能立刻将亏欠如数缴补，除找承保人当面辞退外，还要将该罪名向街坊四邻等其他商号报知，另外登报纸传观远近，以揭发该人的劣行。

　　如果数额巨大的财务问题被揭露又该如何呢？如果掌柜亏欠银三千两不能立即缴补，除了查抄该家产备抵外，或仍不够抵亏，就将该掌柜监禁三年，仍勒限缴补；亏欠银一万两，监禁五年；亏欠银二万两的，监禁十年。如为数再多的，永远监禁，其勒限补缴与亏欠银至三千两者相同。如果掌柜一走了之，那么他的孩子就要被抵作人质。

　　什么叫父债子还，商会中确有规定：如本人年纪衰老则勒令该子孙设法缴补。如果是商号中的伙计有了亏欠，而掌柜失于觉察，则掌柜的也要被牵连赔偿一部分。但是，如果为商号做出贡献，商号必须给予奖励。对于那些能够开办矿务，建造机厂，制作货物流通中外各国，出口创汇的，商会将向朝廷申请颁发匾额，以示鼓励。

　　直隶总督提意见

　　天津商会改章程

　　天津商会的试办章程很快呈到直隶总督袁世凯与商部的案头，仔细研究后，袁世凯与载振对《天津商会试办便宜章程》提出了三个修改意见。

　　袁世凯提出，商部章程第四款中，商务总会委派总理一名，协理一名，没有“坐办”的名目。天津的章程第十款：凡开议时应以总理为主席，议决登册者由主席签字作准。这就以为总理是会中的首席管理者。现在天津商会添坐办名目，第二十条又云：本会坐办有管辖全会收发各项事件之权，那不是把总理的权力架空，而坐办越权管理了吗？另外，商部章程第五款商会董事应由就地各商家公举为定，总会自二十员以至五十员为率。今天津商会第四款云，本会遵照部章先约会董十数员，不曰公举而曰约，好像总理、协理、坐办即有无限之权。部章规定，商会董事应由各商家公举，而总理、协理由各会董会议公推，所以联络商情允孚众望，全在“公举”二字为重，并不是少数总理等人可以随便说了算的。

　　在华洋交涉之案约定上，天津商会打算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负责与洋人打官司。但袁世凯认为，华洋交涉注重于公证人，应用律师的时候甚少。而天津商会第六条拟请律师，却又没有经费聘请翻译，拟求洋务局事先立案，订明准许该会移请翻译偕同律师会审。不过，律师是代言人，没有审理案件的责任。需要翻译，只要禀明洋务局即可。

　　按照袁世凯以及商部的意见，天津商会马上对试办章程进行修改，先令各商家公举出会董十数员，由十数员内评议出会董四人、会计会董二人、庶务会董二人，常驻商会监理各项事宜，以期实事求是。凡是华洋交涉的案件，除遵照商部章程办理外，如果需要翻译，则有洋务局委派，并出资赞助。对于坐办权力过大的问题，商会改为了所有一切事宜，必须由坐办商明总、协理签字后，才能发给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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