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实收藏的最大的相机和最小的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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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宗实收藏的单反相机的鼻祖———格莱弗莱克斯系列B（Graflex series B）型相机

　　记者 沈沂/城市快报

　　“这洋人抱着的是个什么呀？”“照妖镜？”“不是不是，我听隔壁的张先生说，那可是凶器呀！咔嚓这么一声呀，人的魂儿就没了！”———晚清时期，老百姓对照相机颇多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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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紧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象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画图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

　　———《津门见闻录》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位举着照相机的摄影师———费利斯·比特，这一年，是天津老百姓第一次见到照相机。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想到，照相机这件洋物件，就从那一刻开始一点一滴渗透进他们的生活。

　　百姓眼中“摄魂镜”

　　晚清的天津街头，天津老百姓真把看洋人当成了看西洋景，看他们的衣着，看他们的举止，看他们那不会弯的膝盖骨。而那些西服革履、高头大马的洋人也新鲜地瞧着中国人，卖柿子的、剃头的、捏面人的、辫子盘头、布衣布褂的天津人。

　　不同的是，他们不光看，还用一种机器忠实地记录下他们所看到的情景。洋人们举起相机，将一切“新鲜玩意儿”统统拍摄下来。这下子，老百姓间谣言四起。

　　“这洋人抱着的是个什么呀？”“照妖镜？”“不是不是，我听隔壁的张先生说，那可是凶器呀，这洋人坏着呢！咔嚓这么一声呀，这人的魂儿就没了！”

　　先入开明士绅家

　　“摄魂镜”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在天津流传多久，善吸纳的天津总是用她最博大的胸怀吸收着外界的一切。照相机虽然稀罕，但对于天津老百姓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

　　陆惠元老人的家中，收藏了祖父陆辛农20世纪初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其中最为经典的照片就是摄于1919年的搁浅于海河岸边的大鲸鱼的全身照，本版已经在总第262期刊登过了。

　　陆惠元告诉记者，祖父的照相机是从美国带回来的。“好像是‘阿尔法’牌的，听祖父说，当时天津卖照相机的商店并不多，而且价格都很贵，寻常人家是买不起的。”陆惠元老人补充说，“虽然，老百姓们都知道照相机是干什么的，但要是让他买一台，他非觉得你在坑他。19世纪末的时候，照相机还被清朝某些保守官员们斥责为‘奇技淫巧’呢。所以玩相机的人都是受过西式教育或者思想开明的士绅。有钱又有这根筋才行。”

　　据陆惠元介绍，1903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派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周学熙回国后，任直隶工艺局总办，在天津成立了工艺学堂，附设实习工场，招收学生，半工半读，传授照相等技术，并将学员成绩公开展出，以求得社会上的监督品评。

　　直销代销加促销

　　中国是个大市场，各国的照相器材商都不会轻易放过。所以洋商、华商均在中国推销照相器材，并以天津、上海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采取多种手段促销。

　　一种方式就是直销，各国照相器材生产厂家直接在中国市场销售。如德国高尔上制造厂，在1911年《时报》上登出商业广告：“德国高尔上摄影快镜匣，形极灵便。可随意携带……如蒙垂询价目，请即函示地址，以便奉复，不另取费。赐函请寄柏林总行及维也纳、伦敦、纽约等处分行均可。”

　　二是由国内批发商经销。“中西大药房”曾在1903年1月16日《大公报》上登出广告说：“十二吋白金纸、申津缺货多时，市上将他国之新牌充销。本药方冬初电致英京以而福老厂，赶速运津。今已到数百简……”“八千号”洋行声称：“本号专办照相器，各式卡纸，照像底布，药品钟表。发售已数载……”

　　三是零售。直接面对各照相馆和摄影爱好者。多为各城市中的商行、西药房。分布广泛，星罗棋布。天津的“广济堂药房”就是其中一个。

　　四是以彩票和旧货拍卖形式出售，主要用于积压和废弃品。1903年1月1日的《大公报》开彩广告说：“头彩白送老灯影，当初照相放大之物……此件约值洋一百余元，今作增彩之配。”即是将多年积压的放大机搭配给中彩票者。另外各地拍卖行经常拍卖洋官洋商回国前留下的旧货。每值拍卖日，就登报详列拍卖物品的名目，其中，照相器材不在少数。这些东西因为价钱便宜，多被摄影爱好者买去。

　　周家三代相机情--一家祖孙俩 两个照相迷

　　在照相机收藏家周宗实的藏品中，有一台单反相机的鼻祖———格莱弗莱克斯系列B(Graflex series B)型相机，是1925年，由美国福尔摩·格莱弗莱克斯(Folmer Graflex Corp)公司制造的单镜头反光型相机，使用平版感光材料。

　　这台80岁的老相机没有丝毫损坏，做工的精细彰显着它昔日的贵重。机身的外套是由羊皮制成，配件均为黄铜所制，而一般相机的配件都是铁制的。

　　“这相机的珍贵，不在于它的年代久远，而是一台80岁高龄的老相机居然还能拍照。”周宗实告诉记者。但是，周宗实是不轻易用它拍照的，因为这种相机使用的是4×5的页片，不是如今的胶卷一卷可以拍30多张。页片每拍摄一张，就得另行更换。而且因为胶片感光，向外抽取更换的时候必须在暗室里，操作十分麻烦。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特别小

　　影人茗居的玻璃柜里有一张42年前的照片，那是一个笑得一脸阳光的两岁孩童，他正在向人们炫耀着他手中的新玩具———一部照相机。这部照相机小得出奇，刚好完全被孩子攥在手中，在那小小的拳头里露出一点儿模样。照片旁边摆着的，正是这部小相机的实物。

　　一双大手将小相机拿出了柜子，手的主人告诉记者：“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部照相机，这照片里的孩子就是我。1949年天津刚刚解放时两个日本人送给我父亲的同学，同学知道父亲喜欢相机，就转送给他，现在便在我手中了。”影人茗居的老板周宗实爱相机爱摄影爱得痴迷，他的影人茗居是天津摄影爱好者们的窝。“我喜欢相机完全是家传因素，因为从我祖父周衍增开始，就好这一口儿。”

　　拉表哥入股买相机

　　1927年，13岁的周衍增刚刚拿到压岁钱就拉着表哥冲出门去。“哥，我们去买个照相机，多好玩儿！我们也拍照也洗相片儿，给同学们看，多神气！”

　　“多神气”这三个字让表哥心动不已，“那得多少钱？”“10块！德国蔡司的。”周衍增看上这款相机很久了，只是一直囊中羞涩，刚刚拿了压岁钱，虽然不够，但还可以拉表哥入伙，实在是算计得精明，“我这儿有5块，表哥你呢？”“行！我也有5块！给你！”小哥儿俩各自入了“股份”，便向街边的照相馆跑去。

　　德国蔡司牌的照相机是当时最著名的相机之一，照相馆里的那一台10块钱的最简易的蔡司，不知道已经用了多少年后才降价处理的。“这是快门，这是镜头，你们照相的时候呀，就从后面这个小孔里看出去，看到你要照的东西了，你就把快门往旁边一拨，咔一下，就成了，明白了吗？”照相馆的老板笑着问兄弟俩。“明白了！”兄弟俩兴冲冲地拿着相机跑了，要先试为快。

　　这花儿不错，照一下；这椅子不错，照一下；这山墙也不错，也照一下；咦，表哥你也不错，来照一下！……就这样，东一下西一下，没多久十几张胶片就“阵亡”了。转天一早，哥儿俩就又回到照相馆，请老板帮忙洗出来。

　　等啊等，等到看自己成果的时候，小哥儿俩傻了眼，照片通通是漆黑一片，看不出花儿也看不出椅子，看不到山墙更看不到表哥。后来周衍增才知道，两个人忘记调光圈了，曝光错误，所以只能是什么都看不见。

　　兄弟俩深受打击，蔫蔫地把相机塞在柜子的角落里不碰了。

　　买相机是当时最大的梦想

　　90高龄的周衍增老先生，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瞒着家长偷买相机的事儿，就窃笑不已。终于有一天，他用自己挣的钱买到了一部相机。那距离“偷买事件”有10年之久，他23岁了。

　　周衍增的中学是在南开学校里度过的，他遇到了一位姓陆的同学。陆的父亲是当时青岛电话局的局长，家境殷实，所以陆对照相机和照相技术非常熟悉。和陆相处的日子里，周衍增学到了不少照相技术，甚至一度自己用化学方法造相纸、洗相片。13岁那年被打击至深渊的自信，在16岁的时候又回来了。

　　高中毕业后，周衍增到兴业银行工作，自己能挣钱了。他开始慢慢攒钱，希望攒够一台蔡司相机的钱。大沽路的英国菜市(今市政府附近)旁边，有一家卖照相器材的小店，店铺的匾额上是四个大字———“德国蔡司”，按如今的话说，它就算是蔡司的专卖店了。

　　店里的相机大多是二手的，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买得起新的。就算是这些二手的，老板也要放在柜台里轻易不拿出来让人摸。看店的伙计要是看你是个买家，才肯拿出来让你拿在手上瞧一瞧。周衍增看中的这台蔡司，价值120元；蔡司旁边还放着一台德国莱卡，200元以上的价格是周衍增想都不敢想的。

　　这台蔡司，是周衍增的梦想，每次路过这家店，他就要进去看上很久，这种情况长达一年。最后店员开口了：“先生，我建议您买这一台，便宜些，虽然是日本组装的，但零件都是德国的。才60元钱。您考虑考虑。”

　　周衍增考虑了考虑，并在他工作的两年后，买下这台莱亭娜。

　　周老先生举着莱亭娜说：“你看，这镜头是施奈德的，快门是康普的，这最精密的地方都是德国的零件。当时，连美国柯达相机上的快门和镜头都要用德国的。”

　　逢年过节，一家人聚会的时候，周衍增的照相机派上了用场。“当时的相机都是要目测调光圈的，我总是提前把相机放在三角架上，摆在固定位置，然后，用皮尺量好一个距离，放上椅子，按这个距离调好光圈。谁愿意照相，就坐在椅子上，快门一按就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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