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春林
5月15日《信息时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因厂里拖欠工资不发，住院治疗也不给钱，一员工只好采取自认为“合理”的手段潜入老板家。面对首饰和不菲的现金，该员工“拿回”了自己应得的几千元工资款，却不料被报警抓获，最后以涉嫌盗窃罪被起诉。
很明显，如果这个工厂能及时发放工资的话，那么该名员工就不会做出涉嫌犯罪之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工厂是罪魁祸首，然而工厂的相关责任人却反而成为了受害者。
类似的事情不少，或因拿不到工资，或觉得有关部门处理问题不公，而要跳楼自杀，要上街拦路，甚至违法犯罪者实已不少。违法犯罪当然得依法惩处，现在很多地方更是把欲“跳楼自杀”、“上街拦路”者，也以“扰乱社会秩序”之名予以治安拘留。但是却很少听说有哪个单位、哪个人因为导致或促使了一些人做出过激之举而受到处理。
司法与政府部门如果“只认果”，而“不认因”的话，那么不仅类似的“过激”现象恐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国家法规的公信力也可能会遭到伤害。
就被欠工资的跳楼者来说，显然属于弱势群体，毋庸讳言，在目前的环境下，弱势群体限于自身能力薄弱，很难运用法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以跳楼或自焚来要求工资固然不妥但也确属无奈之举。拖欠工资的老板没有及时被追究责任，而被拖欠工资要跳楼者却立马受到了法规的惩处，这里多少让人感到这样一层味道，怎么法规成了专对付弱势群体的东西了呢？
跳楼，上街拦路甚至违法犯罪，做出类似的过激行为，不论什么原因，笔者认为都应该按照现行法规进行惩处，但不能就此把原因抛在一边。要杜绝类似的过激行为，要保证法规的公正性，笔者认为都有必要对这种过激行为进行“倒查”。老板拖欠工资本已是违规之举，而由此引发一些人做出过激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实是罪加一等，执法部门难道不也该积极主动地搬出法规对其惩处吗？笔者相信只有将强势群体的利益与弱势群体的行为作一定的捆绑，才会促使强势群体及时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才会让法规从实际上起到保护弱势群体的作用。
相关专题：新京报-核心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