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备受争议的女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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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共同关注》5月24日播出了节目《一个备受争议的女村官》，以下是节目实录

　　主持人：民生、民情、民意，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走进共同关注。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有一位经村民选举上任的女村委会主任，上任88天就被乡里停了职，没过多久又被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了15天。后来这件事惊动了湖北省有关部门。咸宁市为此还里组织了一个40多人的联合调查组，调查这件事。那么这个女村委会主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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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到底是为什么被停了职、又被行政拘留了呢？

　　这个惊动了省级部门的村委会主任是个55岁的农村妇女，叫余兰芳。早年做过教师，当过村妇联主任，曾经是通山县有名的养猪专业户，多次被评为县“优秀妇女干部”、劳动模范和“全省科技示范户”。2002年还当上了乡人大代表。据余兰芳自己讲，2000年，她和老伴正在城里的儿子家探亲时，几位村里的邻居找到了她。

　　余兰芳：好多村民来找，说我们小学集资几十万块钱，每个人200块建个小学是豆腐渣工程，大墙裂缝了，大梁断了，不然垮了砸死人，你得帮村里办这事，将来不知要砸死多少人。

　　听说了这种情况后，余兰芳觉得这事她得管。

　　余兰芳：我那时非常自信，一定能拿下来，跟政府反映一下，没想一定要告倒谁。

　　从2002年8月下旬开始，她找到县里的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气之下，她开始上访。从县里一直找到中央各部委，其间曾经四次进北京，搭进去了近3万块钱。

　　余兰芳：(人家)说我，你这么大年纪了你搞什么呀。豆腐渣工程不会垮，垮了砸死人关你什么事，你的孙子又不在这里读书。

　　余兰芳的屡次上访，让当地政府很没面子。从这个时候开始余兰芳陷入了和当地有关部门的对立和纠缠之中。但是她的行动还是有了一些效果，县里有关部门开始过问学校危楼的事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楼的事还没等彻底解决，余兰芳又捅出了村里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在一年之后让她成了湖北省各有关部门都知晓人物。

　　2002年6月，余兰芳的丈夫无意间在村支书家的报纸上看到了一条关于税费改革的消息。

　　余兰芳：在他家看当时通山的报，发现县委副书记何军的讲话，讲话是按照中央和省人民政府的政策讲的：税费改革要减轻农民负担，减多少，按什么政策来，我丈夫看清楚，他就拿回来了，我就看了。

　　余兰芳看到的消息上是县领导的讲话，这个讲话中说，按照湖北省委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通知，要实行“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项调整、两项改革”。 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

　　余兰芳注意到，报纸的出版日期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当时乡里村里都没有对这个政策做任何宣传。

　　4个多月之后秋收来临，大路乡收缴农业税的清单也下来了，余兰芳发现乡里要求她所在的塘下村三组要缴纳税费1万两千八百多，和上一年差不多。

　　余兰芳在家里，根据那张报纸的说法，算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乡里给他们的税费任务多了将近一倍，于是去找乡干部理论。

　　同期——余兰芳

　　他们说这个数字是乡里摊派下来的，摊派数字是一定要交的，没有商量余地。他们不讲政策就是摊派任务。

　　乡干部的说法惹恼了余兰芳，她觉得，本来学校危房的事情就没了结，村民们又要多交一倍农业税，这事她必须弄出个结果。

　　余兰芳：从来没想到上面有政策他们下面也有政策的。

　　于是，余兰芳再度开始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乡里，县里，没有任何答复，后来她专程赶往湖北省财政厅上访。省里的干部给了她一些文件，跟她讲解了税费改革的一些政策。

　　从省里回来后，余兰芳自己花钱，把从财政厅拿回来的文件复印了上百份，挨家发到村民手里，还按照自己税费改革精神的理解，给农民讲政策。

　　村民们告诉记者，根据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说法，“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以农民第二轮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确定”。而他们接到的纳税通知显示，计税的土地面积高于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面积。

　　余兰芳：他说我们通山的土地是用飞机测量的，不是按照第二轮承包那个计税面积的，我们飞机测量的通山有多少田地，你必须要交这么多税费。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按照中央的规定，农业税计税面积只能按照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计算，不能重新丈量农民土地，不许按照航测面积计税。但是这些规定在大路乡却走了样。

　　另外，湖北省税费改革试点方案要求，各地按照农民负担必须明显减轻，但是塘下村的村民发现自己的情况并非如此。

　　郑旺献：没改革时我们3口人，1.5亩，一人5分，改革之后3.56亩，五个人口给我们加了一亩多，每个人加了两分多，加大了我们的计税面积。

　　在塘下村几乎每户都存在和郑旺献家一样的问题。

　　乡长程国芳：1997年以二轮承包为基础，塘下村是918亩地，由于修路水毁等多方面原因，现在只有800多亩地。

　　土地面积减少了，塘下村人口增加了，但是农民负担监督卡上显示的人均土地面积反而明显增加。村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因为这些问题乡里的干部一直没有说清楚,所以很多人对干部的其他说法也产生了不信任。例如计税标准中的常年产量问题，余兰芳和乡干部就纠缠了很久。

　　记者：现在他们亩产多少？

　　乡长程国芳：还不是700多公斤。

　　村干部给出的数字是亩产700多公斤，相当于一千四五百斤。村民们表示，实际亩产只有这个数的一般左右。

　　郑献旺：实际亩产最多只有800斤。

　　同样一个亩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乡长程国芳：按照两季计算。一季700多。两季不就是1500斤。

　　村民按照单季亩产计算年产，乡里按照两季亩产计算年产。这使得很多村民形成了乡里要多征收一倍农业税的看法。

　　据程国芳乡长介绍，大路乡“以1994-1998年5年农作物的实际平均产量折合成主粮确定”常年产量，符合湖北省的有关要求。在程序上也符合规范，数据是从县统计局拿来的。

　　不过干部们的说法，直到记者采访时仍然无法得到一些村民的认同。余兰芳还认为，作为核定常年产量依据的那5年农作物产量当中，有一些统计项目根本就不能算数。

　　余兰芳：我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产量定到1550斤，他说薯藤稻草也是产量啊，我说让我们村民准备一点薯藤和枯草交农业税可以吧，他不讲就走了。

　　不容否认的是，由于余兰芳的宣传，客观上造成了村民和乡里某些干部的情绪对立。一些村民认为，按照中央的规定，不合理的税费，农民有权拒交。但是乡里也认为，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一分钱都不交绝对是不正确的。

　　学校危房的问题在这前后终于有了一个结论，有4名村干部被处理。2002年年底，塘下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当天有1200多名选民到会，余兰芳以822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余兰芳：乡长亲自找我，开会准备收税费。我说你写个条据给我，如果违法国家税收政策的话，与我余兰芳无关，我马上就带你去收。他说，不用写吧，这么多人做证。我说，空口无凭，立字为证。看到我这样说，他就跑了。

　　这件事没过多久，村委会的公章就被乡干部拿走了。

　　余兰芳：我跟乡干部说，政策的事就放一边好不好，你现在就收一部分，留一部分按照政策办，可以吗。乡干部把手一推 说，谈都不要谈。

　　这时候，余兰芳自己意识到，自己这个村委会主任，其实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她再度开始用她原来的泼辣风格，按照她自己的理解，在村子里大范围宣传税费改革政策。结果是塘下村的税收工作几乎陷于瘫痪，除了少数村民交纳了农业税，大部分农户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一分钱都没有交。

　　余兰芳：乡书记亲自找我，他说你现在是村主任，跟孙悟空一样，戴了紧箍咒了，再不能乱来

　　村民告诉记者，乡里收税任务完不成，就指派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到村里强行收税。而这种做法也是违反税费改革政策的。

　　村民：到我家，全翻了，临走还跟我要200块油钱。

　　村民们和部分乡干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些村民甚至拒绝在一些乡干部拿来的纳税表上签字。余兰芳又开始上访。

　　在一次全村的大会上，当乡领导安排税收工作时，她拿着一份文件，站出来给乡领导念中央和省里的政策，导致这次会议中途搁浅。

　　余兰芳的做法引起了争议。村民们认为余兰芳既是乡里的人大代表、又是村委会主任，她是在宣传税费改革政策。但是大路乡党委、乡政府认为，余兰芳的做法，是在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全村收税工作确实收到了严重影响。有的干部提出， 余兰芳是在公然发动群众抗税，涉嫌刑事犯罪。

　　2003年3月29号，乡里在塘下村召开党员干部会，宣布余兰芳“停职反省”，到这一天，余兰芳上任仅88天。

　　余兰芳：说余兰芳是黑社会的组织者，泼妇、无赖，社会不稳定因素。

　　不过被罢了官的余兰芳没有停止自己的宣传。她还在继续上访。

　　2003年5月13日下午3点，长长的一串警车开到了塘下下村。

　　余兰芳：全副武装，二三十人，四个警察，我丈夫一直求情，四个人还是把我手反扭着把我架到大路中学操场，他数了数，八辆警车。

　　就这样，余兰芳被“刑事拘留”了。

　　公安局副局长朱秀英：当时我们管辖的派出所接到乡政府的报案，说他们乡的税费改革，塘下村村委会主任余兰芳多次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宣传政策，使他们无法开展塘下村的工作，由此影响了全县的进度乃至全市全省，后来县领导把我们局里领导找去。

　　当天夜里，又有8位村民被抓。

　　村民沈新华：一晚上轮流审讯，说余兰芳是抗税就放你出去，我说他不是抗税，是要求上面按政策办事，这样他们还打了我两耳光，嘴出血了，还踢了我的胸。

　　村民乐德胜：一晚上一下午拷着我，双手拷在窗户上。

　　余兰芳5月13号被抓捕时胳膊扭伤，后来经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为“撕裂性骨折，属轻微伤甲级。”在随后的日子里，余兰芳忍受着手的疼痛，天天被提审。

　　余兰芳：他们咬牙切齿拍桌子打椅子，17天基本没空的

　　但是朱局长认为，整个办案过程通山县公安局真正做到了依法办案，对于办案过程中使用暴力的行为她矢口否认。

　　朱局长：这个可能吗？有这种事吗？不可能的，我们一年要办多少次案件啊，每个案子都强迫她，那法律对我们的约束力就没有作用了。

　　通山县公安局表示，最初抓余兰芳，是准备作为刑事立案，后来发现余兰芳没有使用过暴力，就撤消了刑事立案，改为治安案件。

　　朱秀英：对她进行15天的行政拘留，后来我们又汇报，(上级)认为这个案子行政拘留又轻了一点，刑事拘留又够不上，那么可不可以报劳教，市里劳教委也研究了，基本上内定判劳教一年。

　　一些村民表示，余兰芳被抓，是因为她在村小学教学楼的豆腐渣工程和宣传税费改革这些事情上得罪了人。村民们没想到，余兰芳作为村委会主任、作为乡人大代表，在乡长组织的大会上宣传省里的政策，也属于妨碍公务，会被抓起来拘留、劳教。

　　余兰芳：我也从来没想到他们接着给我一年半的劳教了，朱局长说我，你这么大年纪，你搞什么呀，按你宣传的这个政策，我们将来干部吃什么呀，你这样一宣传我们通山县农税少收入2000多万，言下之意她说就是多收了2000多万。你不要搞了，想通一点。

　　余兰芳告诉记者，在看守所的这半个月里，她并不认为自己做法有什么错，也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

　　余兰芳：后悔我倒没有后悔，中央政策这么好，一点一滴都点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落实不了呢？我不是后悔，而是感到失望。

　　余兰芳也回顾着自己的上访之路。她发现，自己光是去北京就有8次。

　　余兰芳：因为去北京送了材料全部都是签了字下来，一直打到县政府，我的材料在县政府用担子挑大摞大摞的，局长朱秀英把我抓到公安局去说你余兰芳算是捅破了天，你的材料全部从中央打下来了，你一个石头打上天还要落到我们手心上。

　　据余兰芳讲，她在看守所里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张悔过书。

　　余兰芳：看守所里有一张纸，他们公安贴着一张悔过书在墙上，照着样本抄一遍。5月30号，法制科长叶强高还赶到那里让我抄了一遍，他叫我往后还要多写，回去后用大字，用毛笔整个自然湾都贴上。

　　不过县公安局方面对余兰芳的这个说法予以否认。

　　叶强高：公安机关现在执法非常严格，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她是当过小学教师的，还要我们写范本干什么？她想怎样说怎样说，这个东西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写下了所谓的悔过书之后，余兰芳的一年半劳教被允许守外执行。2003年5月30号她被释放回家，但是就在回来的当天，她来到通山县法院递交了诉状，被告是通山县公安局。

　　两个月之后，《南风窗》杂志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余兰芳的遭遇，标题叫做《上访有罪乎》之后，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相继开始关注余兰芳。但是2003年12月28日，通山县法院作出判决，余兰芳一审败诉。这一天，距离她被抓7个半月。

　　2004年1月14日，余兰芳上诉到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她对一审的判决不服。

　　余兰芳的律师：(一审)第一次开庭，公安局宣读调查笔录的时候，下面村民当场反驳，说是逼着我说的。

　　然而，据通山县委给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上级组织的一个40多人的联合调查组已经给出了调查结论：通山县公安局对余兰芳“量罚适当，无刑讯逼供问题”。

　　公安局长朱秀英：这件事牵扯了我们很大精力，一个杀人案都没下这么大的功夫，而且多少部门都对她这个问题核实过，法院，检察院、调查组、省里、公安部，你说她这个问题我们拘留错了，我们已经感到很疲倦了。

　　主持人：眼下通山县的税费改革工作已经通过了湖北省的验收，但是大路乡塘下村的税费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拖欠着。余兰芳到底是像村民们说的那样，是一个仗义执言的村官呢，还是像县里乡里一些干部说的那样，是一个影响了税费改革的破坏分子，这个争论恐怕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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