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亿元治淮资金为何付诸东流
虽然国家早在1994年5月24日就正式宣布治理淮河污染，但2004年5月，南京大学学生记者团从源头开始分段采访的结果表明，10年来治污的成效低微，有的地方污染依然严重，甚至比以前更甚。曾经给中原人民带来福祉的淮河，至今却让生活在两岸的百姓备受苦难。10年治淮，为何成效不彰？（《南方周末》5月27日）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总工程师谭炳卿，对运动式“治整”的效果表示了怀疑。谭
认为，所谓“零点行动”以后，“淮河污染反弹”的说法并不准确———淮河实际上从未达到过“2000年底变清”的水质标准。“当时，工厂全部停工，不准排污，用自来水冲洗河道———为了在零点达标，地方上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可是由于并没有从根本上堵住污染源，没有实行治污责任的经济补偿制度，没有建立起排污的责任追究机制，甚至也没有建立起日常的起码的水质检查、污染检查以及污染即时查究制度，光靠运动式的治理，靠行政命令式的单方推动，要根治淮河污染之痼弊，显然勉为其难。靠高压态势下的暂时的关闭停工，甚至靠不惜血本的用自来水冲洗河道，一旦“零点行动”过后，污染必然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不是吗？一些地方赖以发展的企业多是污染严重的重工业，而且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对于污染企业的依赖性越大，要他们关闭这些污染企业，无疑等于断了一方土地的财政来源，夺了百姓的饭碗。在眼前的生存危机和未来的长远利益面前，地方政府往往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所谓壮士断腕的勇气，说说可以，真正要践行，恐怕难得很———因为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取向，也有政绩的考量。相反，对于运动式的治污，他们常常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不仅善于以大呼隆的造势迎合上级，而且长于靠人海战术式的花架子应付检查和验收。所谓全部停工，用自来水冲洗河道，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政府能想得出、做得到。
同理，作为企业，当治污的成本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之时，同样会喜欢运动式的治整。因为事实告诉人们，运动式治理的风头一过，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于是有排污设施的也不加以利用，没有的更是通过明排暗排将污染一排了之。何况，“企业违法的成本比它依法办事的成本要低多了。它宁可违法，宁愿交排污费。罚得它要关门了，它对你环保局的管理才比较重视。可事实上，在我们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不可能让企业都关门”———蚌埠市环保局的一位科长如是说。结果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一些污染企业的厂长面对记者追问，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大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当然，运动式的治理，也让职能部门有歇口气的想法。长达数年的检查应付，早就让有关职能部门身心俱疲。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只要能对上交差就行。一旦“达标”，就可以松口气。于是我们看到，官僚主义、扯皮推委之风又重新肆虐。淮委称自己只是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在事故处理上并没有太多的执行权。污染下泄事故一旦发生，上游、中游和下游之间就开始了由谁承担责任的争论。安徽向河南讨损失，江苏又向安徽要说法。而在推委扯皮中，使真正的肇事者逃离了惩罚，使补救措施失去了最佳时机，更使受害者的赔偿遥遥无期，陷入绝望之中。所以，山东省临沂市环保局对污染事故敢说他们不管这一块，也不了解情况；淮委办公室的主任敢说，“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应该去问山东方面。运动式治理中的高效运转、协手联动，由于并没有形成日常的制度规范，在运动过后就变成了推三阻四，低效低能。
淮河污染10年治理成效甚微，个中教训良多，而运动式整治无疑是其中之一要端。对此，国家决策机关和职能部门不可不察。(刘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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