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提起清末民初时期的杨以德(1873--1944)，旧时天津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驻在天津的直隶总督、督办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杨以德在警察厅长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多年。没有见风使舵的本领，能吗？不过，人们虽然在表面称呼他为“杨厅长”，在背地却又称呼另一个名字“杨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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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以德为何被叫做“杨梆子”呢？原来，杨以德幼年时家道中落，生计困难，曾就食于盐商杨绍溪家，担任守夜打更等杂务。因为当时守夜打更须敲梆子，所以后来人们才在背后用“杨梆子”来称呼他。

　　一个硬邦邦的家伙顶在了年轻人的腰间。“张三立，你把哥们想坏了，回去聊聊吧！”

　　小侦探抓住了大飞贼

　　1902年，杨以德(当时的名字为“杨以俭”)经介绍在老龙头车站(今东站)当检票员。他利用在车站与官场人物交往的机会，结识了天津北段警察总办曹嘉祥，由于杨以德机警会来事儿，为曹所看中，就介绍他到侦探处任侦探员。庚子之后，天津贼盗蜂起，地方不靖，有一著名大盗张三立，作案多起从未破案，官厅捕快俱感棘手。杨以德当了侦探之后，一心想出人头地，对于抓贼立功更是跃跃欲试。

　　张三立是当时京津一带有名的飞贼，百姓私下传说此人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如果不是后来燕子李三的崛起，恐怕最有名的飞贼非他莫属。张三立专门偷盗城里富户的钱财，而且每次均不失手，也从来没被人发现过，对于他的相貌，更是无所谈起。杨以德深知，如果能够将张三立抓住，自己出头的机会就来了。为此，从他当上侦探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细心访查。根据线人的密报，杨以德获悉：张三立作案后，都会在几个当铺中典当出货、换取现金，而且对于典当价格从来不计较，因此几个当铺也从中牟利。得知此事后，杨以德找到这几家当铺的掌柜，软硬兼施，让掌柜的同意与他合作。

　　一天清晨，一个大户人家向侦探处报案说昨晚家中被盗，并提供了被盗金饰品的特征。杨以德也不怠慢，立刻派人暗地通知几家当铺，如果有人典当，一定拖延时间赶快报案。一天两天过去了，还是不见动静，杨以德手下的几名捕快心中起急，倒是杨以德沉得住气，每天换上便衣出去散心。第三天傍晚，杨以德突然回到侦探处，让手下人准备好绳子、手枪，准备出发。不大一会儿，一个当铺的小伙计匆匆跑进来，在杨以德耳边耳语几句转身离去。“抄家伙，出发。”

　　仁义当铺的柜台下站立着一个年轻人，身材瘦小而精干，两眼不大却有神。他一边催促掌柜的赶紧给钱，一边用余光向铺外观察。就在掌柜的将当票和现银递到年轻人手上的一刹那，一个硬邦邦的家伙顶在了年轻人的腰间。“张三立，你把我们哥们想坏了，咱们回去聊聊吧！”杨以德得意地说。没等年轻人反应过来，几道绳索将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杨梆子把张三立逮着了！”“嘛玩意儿？张三立让一个敲梆子的给逮了？杨梆子行啊！”一时之间，杨以德成了天津街头议论的话题。

　　袁世凯说：“那么你就借用过来，改名杨以德就是了。”

　　“梆子”改名走上飞腾路

　　年轻人被带到侦探处，起初还东遮西盖试图否认自己就是张三立，但当看到几个当铺掌柜进来指认后，才乖乖地录口供。除了盗窃以外，张三立没有其他的前科，只是靠自己的一身轻功盗窃为生，罪不致死。杨以德试探着问张三立：“如果朝廷招安你，你愿不愿意？”“大人，如果您有心成全小人，小人定效犬马之劳。”见杨以德态度诚恳，而且自知不受招安的后果，张三立立时答应下来。

　　杨以德智擒飞贼的消息余温未退，将飞贼收降招安的新闻又冒了出来，立时又轰动了天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知道后马上转报袁世凯，袁闻之大喜，传见杨以德(当时还叫“杨以俭”)。袁世凯问：“你有什么功名?”杨回答：“没有。”袁说：“你没有功名底子，我怎么保你做官?”杨这时灵机一动，说：“家兄捐过一个同知衔，名叫杨以德。”袁说：“那么你就借用过来，改名杨以德就是了。”兄弟二人就将名字换了过来，杨以俭就真的成了杨以德。后经袁世凯保奏，杨以德即以知府任用，开始了他的仕途飞升之路。

　　杨以德与天津商人宁星普后来联姻，杨以德的女儿嫁给了宁星普的孙子，两家走动非常密切。因为这个原因，与宁星普有着亲戚关系的魏金城老人对于杨以德的事情有一些耳闻。魏金城告诉记者：“据老人们讲，杨以德劝降张三立后，对他非常重用，张三立也为杨以德破获许多大案。但身为江湖中人，反过头来投靠官府，抓捕江湖人物，历来为江湖中人的大忌。张三立受到一些江湖人的恐吓，无奈之下，张三立只好向杨以德辞职。当杨以德对此表示怀疑时，张三立从怀中掏出一包石灰，向自己眼中一撒，将自己的双眼当场揉瞎，以此表示退出江湖的决心。”

　　站笼钻裤裆

　　绝招治混混

　　天津码头的“混混儿”是旧时天津市面的顽症，长久得不到解决。庚子之乱以前，混混儿打架闹事不仅是家常便饭，更是令地方官苦不堪言的一道街景。打架的混混儿带到堂上，如果讲打，他往地上一趴，任由差役往身上招呼，绝不哼叫一声，被打完之后，有的混混儿还连声叫好，要求老爷再打一顿才过瘾。吓的堂上的老爷也不知所措。据说，曾经一个12岁的小混混儿，在堂上被打得皮开肉绽，下堂之后，谈笑自若。天津的混混儿之风如此强悍，让捕快差役也避之不及。

　　魏金城说，杨以德出名以后，官职接连提升。1906年，杨以德被任命为探访局总办，宣统元年(1909)，天津建立北洋警务公所，杨被任命为警务道台。在这期间，杨以德用了“巨酷”的一招，将天津的混混儿气焰狠狠地打压下去。

　　别人逮着犯事的混混儿，总是用严刑拷打，但杨以德从不。他的办法是逮着犯事的混混儿不打不骂，只令他们钻妓女的裤裆。混混儿们要面子，不钻；不钻，就钻“站笼”。杨梆子的站笼设计得与众不同，人站进去，脚尖刚刚着地，但吃不上多大劲儿。这人就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最后除了少数厉害的，大都累得求饶，来钻妓女裤裆。凡是钻过了妓女裤裆的，也就没资格再做混混儿，从此只好洗手退出混混儿的行列。

　　杨三姐告状

　　以德做“清官”

　　1918年农历三月间，滦州(今河北滦南)青坨营乡高家狗庄发生高占英杀妻案。被害人的妹妹杨三姐在天津为姐姐伸冤，杨以德再次成为剧中的一个主角。

　　案件发生后，杨三姐在滦州告状无门，只好到天津高等检察厅告状。在徐汉川律师的陪同下，杨三姐见到了警察厅长杨以德。杨三姐向杨以德哭诉冤情，几天后，杨以德决定带人去现场开棺验尸。开棺验尸的消息传开后，方圆数十里的人都来观看。天津警方来人住在高家狗庄祠堂内，高家慌了手脚，抬去了数千块大洋,意欲行贿。但杨以德犹豫半天,想到这件事轰动民间,不敢接受贿赂,仍然决定开棺检验。

　　1919年，农历七月初二，天津高等监察厅的官员们在高家坟地搭了一座凉棚,并准备一口铁锅，用来盛消毒用酒精。围观的人群人山人海,警察们手持皮鞭维持秩序。检验结果，从杨二姐阴部取出一把尖刀,并见裤内塞满了用来止血的白石灰，证明杨二姐系被谋杀，并非高家声称的“血崩受风”。杨以德气得当即给了滦州的审判官两个耳光，并罢了他的官。

　　杨以德把高占英押到天津,但迟迟不予判决。数月后，高占英被绞死。天津《益世报》1919年10月6日《本埠新闻》栏内载：“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据说在执行之前，杨以德也收过高家的好处，但由于事情太过难缠，最终也没敢放人。

　　一招棋错算

　　不倒翁倒台

　　杨以德在天津把持警务15年，正是军阀混战时期，而京津又是各派系必争之地。经年累月地施展其左右逢源的伎俩，周旋于军阀首脑之间，杨以德称得上是稳坐钓鱼台。至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杨为了讨好曹锟，吴佩孚，率武装保安解除了张作霖卫队的武装，同年，徐世昌被迫下台，他秉承曹、吴之命恭送黎元洪复京任总统，曾召集绅商热烈欢迎。当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告成、黎元洪被迫出京时，他又伴随直隶省长王承斌跑到杨村车站，拦住黎元洪，逼黎交出大总统印信。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曹、吴一败涂地，张作霖进关，段祺瑞执政，杨又厚着面皮，一面捧张，一面拍段，不仅没有丢官，反而升任直隶省长，兼全省警务处长、天津警察厅长等职。当时有人为之戏拟一联，曰：“一人而兼特简荐，官上加官；四维缺乏礼义廉，耻无可耻。”

　　杨升任省长后已是高官厚禄，但仍不满足，还想把天津县这个肥缺也抓在自己手中，便保举警察厅司法科长白振镛出任。当时天津县长张仁乐，是张之洞的后裔，而张的侄子张琬是张作霖的参谋长。杨派白振镛去接任时，被张仁乐拒绝了，说需请示省督办李景林后再移交。杨遂派保安队的一个中队包围县署，意欲武力接收，张仁乐将此情况电告李景林，李立即派一个营保安队包围。旗鼓相当，几乎流血，杨以德见事不妙，被迫妥协。此事后不久，张作霖即告知段祺瑞，明令免去杨以德本兼各职。从此，杨便离开了政治舞台。“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日本人曾想拉出他来当傀儡市长，但杨推辞不出，1944年在津病故。

　　皮鞭拦学生

　　镇压不留情

　　1919年10月10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天津学生联合会又组织一次大规模游行活动。不料在游行队伍出发时，杨以德派武装保安队阻挡，并用马队将游行队伍冲散，当时有很多人被冲倒受伤。杨以德用这种粗暴强悍的手段来镇压学生运动，更激起学生及商民各界的义愤，他们纷纷聚集到警察厅门前，向杨以德提出质问和抗议。杨恼羞成怒，派出警察用皮鞭、马棒、枪托殴打学生及其他爱国群众，又用救火水龙头驱散人群。当时还有些同学表演街头剧，化装成杨以德，五花大绑，背后插上招子，上书“枪毙杨梆子”!

　　1920年1月23日和29日，杨以德先后逮捕了爱国学生27人，分别关押在警察厅内。在旧历除夕前，杨以德召集被捕人士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你们吃饺子！现在外边已安定了，你们在里面好好过年，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当时周恩来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这些无耻的军阀，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出于爱国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欺侮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血要救国家，难道爱国有罪吗？”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

　　1920年3月初，学校开学，周恩来提出利用这一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出来说：“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每人都开了一个大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开图书馆吗？”在同年3月底，大家提出羁押学生已达两个月，要求立即送法院公开审理，否则就进行绝食。杨不接受，被捕人员就于4月2日起开始绝食。到4月6日，杨以德才被迫放了6人，其余都被送天津地方检察厅，于同年全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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