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商掏钱不含糊

　　记者 黄 卫/城市快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行商坐贾，莫不以这句话为至理名言。1909年，追求利润的天津商人，竟然将这句话抛之脑后，带头发起一场席卷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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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风潮。急公好义的天津商人，显露出“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心。

　　津商倡导 筹还外债六亿两

　　1909年11月20日(宣统元年10月8日)，时闻报馆、中国报馆、中外实报、燕报馆、忠言报馆、北洋官报、醒俗画报等七家天津的报馆，同时收到天津总商会信函，上面赫然写着《筹还国债会缘起》。看完信件全文，几家报馆的主编无不拍手叫好。

　　22日的清晨，《大公报》一则《要件》在头版登出《天津商人发起筹还国债》。国债，是不是经常说的那种国家面向百姓发行的债券呢？细读总商会的《筹还国债会缘起》全文后发现，天津商人倡导的筹还国债，却是号召全体国人，共同捐资偿还中国积欠外国列强的外债，而这一笔外债包括甲午战争与庚子之乱的两项赔款，总数额达到纹银6亿多两！

　　捐款的带头人、天津总商会在《筹还国债会缘起》开头便说：“呜呼！我同胞亦知中国之濒危乎？”此时说的这句话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现状：甲午战争的失利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战争赔款，加起来达到白银6亿多两。而经过两次战争，中国国力降至最低点，工商不振，军力匮乏，国外产品行销中国，出口量逐年减少，进口量与日俱增。全年国内的税收仅为1亿两白银左右。根据还款时间计算，到宣统30年前后，才能将全部欠款还清。而当时的“债主”们，为了保证收到这几笔欠款，竟然在监督清政府财政上动起了脑筋。如果一国财政被其他国家“监管”，这个国家不就是濒临危险的边缘了吗！

　　外债过重 国人不堪税收多

　　既然积欠了外债，政府必然承担起偿还的责任。不过，在国力弱小、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清政府必然要在税收上想办法。总商会在《筹还国债会缘起》中解释说：“凡我同胞实无一人不负国债之责任也。”为什么这样讲呢？总商会给天津的市民讲了这样的道理：政府每年的收入不过1亿两白银，已经是入不敷出。而如今的各种新政，都是需要财力投入的地方。国家一方面要还外债，一方面还要发展实业，到哪里找那么多的钱呢？没办法，只好加捐加税了！百姓的日子还能好过吗？

　　说到捐税，确实是商人百姓头疼的话题，清末以来的各种捐税不下百余种，可以说无处不收捐税。总商会解释说，老百姓为什么觉得日子越过越艰难，原因在于捐税过重；捐税过重的原因在于外债过多。原本6亿多两的外债，经过分期偿还，计算利息后，竟然达到了10多亿两白银。如果这些外债不早日偿还完毕，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担子永远也放不下。所以全国的商人百姓绝对不能将这些外债看做与自己无关。

　　按质论价 商会拿出还款案

　　如果真要等到宣统三十年才还清各国的战争赔款，可以想像国人的日子会怎样了。“必须提前还清所欠外债。”在酝酿成立筹还国债会之初，天津总商会向直隶总督陈夔龙透露了这一想法。对于民间团体的这一惊天举措，陈夔龙立刻点头赞同，并从自己的腰包中拿出3万两白银，作为第一笔捐款。

　　收到总督的回信和捐款，总商会立刻着手制订简章草案，规范筹还国债会的具体实施方案。几天后，草案呈送到陈夔龙案头，看罢之后，陈夔龙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天津商人实是可敬！”

　　如果说外债数量巨大，那到底该归还多少、归还什么何时所欠国债呢？经过商议，天津总商会决定仅就甲午战争、庚子之乱的两次赔款作为筹还范围，用3年时间，筹集全部的所欠款项，连本带利一次还清。根据各个省的大小，依次决定各个省筹款比例。在各个省的筹款比例决定后，每个省再按照各自州县的数量依次分解，贫困地区可以少量承担，富裕地区尽量多承担。

　　考虑到每个地区人口多寡，总商会认为各个州县的筹款数额应按照州县的人口再平均分摊。但是各地地区穷富比例不一，所以对于穷人，可以用自愿的方法，能捐多少捐多少，不足部分由该地区的富裕户如数交齐。

　　在确定每人捐款的数额后，在三个月之内必须如数交纳，对于富裕人家替穷人家交纳的补足款项，可以在三年内分期交齐。由于这笔筹款是为“清”政府筹集，所以满洲的王公大臣更应该身先士卒，如果有较大的数额差距，皇亲国戚们决不能袖手旁观。

　　总商会建议，由于这次筹款是为国家解忧，筹还国债会的各位筹款劝导员又不动用筹集上来的款项，所以日常的火车、轮船以及电报、邮费等费用，国家应当规定给予豁免，以此鼓励社会热心人士为筹款服务。

　　士绅名流 热心捐款筹国债

　　经过准备，《大公报》等多家天津的报纸对筹还国债会的成立进行报道，《大公报》并在11月25日发刊祝贺筹还国债会的成立。一时间，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四乡八镇，天津军政界头面人物纷纷与商会畅谈，探讨筹还之事。

　　筹还国债会成立当天，总商会负责人分头上台演讲，台下听者云集，台上声泪俱下。一场旷日持久的筹款活动从天津走向全国。在成立大会的第二天，天津警界人物杨以德特意致函总商会总理王竹林，并认捐100块银元作为对筹还国债会的支持，杨以德表示：“在国债会聆听演说后，自己对于商会各位人士佩服有加。自己作为一个‘津沽下士’，没有太多的能力，捐款100元表示自己作为国人一分子的忠心。如果以后还需要自己捐款，一定听从劝导，再捐善款。”

　　天津著名京剧须生孙菊仙正在上海演出，听说天津商会筹还国债会成立，找到与王竹林联系的纪联荣，请纪联荣转达王竹林，自己愿意作为筹债劝导员，为国家出力。纪联荣在写给王竹林的信中说：“老乡亲(即孙菊仙)拟沿江一带广劝之。而且孙菊仙先生在沿江一带有自己订好的戏馆，可以在那里演出国债戏，所收门票收入全部用于筹还国债。”接到纪联荣的来信，天津商会立刻将筹款方案寄给远在上海的“老乡亲”，并将孙菊仙列为筹还国债的发起人之一。

　　回应中伤 商人支援国债会

　　天津商会首创筹还国债会，让国内各省人士感到振奋，但国外的大使们却不以为然。转年的3月份，一篇报道中刊登了这样的一则消息：“某钦使告其本国，以为轻举妄动，游说空谈云云。”为何外国会有如此的看法呢？天津商人李廷玉在致总商会的信中说：“以前曾经有人号召国民捐，类似于现在的筹还国债，但国民捐半途中止，没有多少人响应。所以，国外使者才有如此之说。另外，国外曾经做过调查，10年前，各国按人口计算的人均货币数额为，英法德人均100两，我国每人才5两多一点。现在国力不振，恐怕连5两也到不了。如果人均拿出2两银子还债，恐怕在中国办不到。”

　　对于筹还国债会不信任的还有一些地方大员，一位总督对国债会举动颇不以为然，在报纸上宣称，中国本身还没有那么多钱，如果突然冒出这么多银两，国家的前途就该担忧了。

　　李廷玉除了表示对国债会的支持，还另外设计了一些方案，以解决可能出现的货币危机。他提出，如果将国债还清，国内金银必定缺少，所以必须准备发行纸币，可以由户部发行纸币，作为国内周转，可以命名为“国内补助票”。这些纸币不能用来兑换现银，面额越小越好，根据三年筹集国债的时间，这种纸币也流通三年，三年后收回。第一批可以印刷3亿纸币，根据各省的捐款数额，按照一半的比例发给纸币，供商家使用流通。

　　国内补助票 搭配省金银

　　虽然“国内补助票”最终没有使用，但作为提出者，李廷玉对于如何使用这种代用券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李廷玉提出，补助票和现洋、铜钱以及其他的钞票可以搭配使用。比如买2元钱的商品，可以用1元现银，1元补助票，不准随意增减。向国家交纳的税款，同样可以用这种办法，不能拒收。外国人在中国使用这种纸币，也只能购物，不兑换现金。

　　金银作为货币归还了国外的外债，那中国的货币该怎么办。李廷玉建议政府应该效仿西洋国家设立金本位，多铸造小金币。也可以印制钞票代替金币，可以与金银等值交换。

　　鉴于国人特别爱储存金银首饰，李廷玉建议商会号召妇女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为国家解忧。李廷玉认为，当年法国在很短的时间将赔偿德国的外债筹齐，原因在于法国人把自家的金银首饰全部捐出，所以很快又恢复了元气，又成为强国之一。

　　如果这边还款，那边政府还在借款，这外债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国人的钱财是有限的。李廷玉建议商会向政府声明，这次国债的筹还仅限于甲午与庚子的两项赔款，日后国家不能再借洋款。如果必须要借，须取得各省咨议局的认可。

　　一呼有百应 全国筹国债

　　1910年，“爱国国债”在中国发行，这也是清朝发行的最后一次国债。这次的国债年息6厘，期限9年，前4年付息，后5年通过押签还本。除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认购一小部分外，其余大多由皇室以现金购买，发行不足1200万两，清朝即被推翻。虽然清政府的国债没人认购，但筹集国债会的活动却得到全国上下的支持。

　　在天津商会的号召发出后，广东、广西、河北、河南、山东、东三省、福建、浙江、上海、四川、重庆等地商会纷纷通电支持，富人有富人的捐款，穷人有穷人的捐款。但各地商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捐赠款项必须先存在银行，最后会同政府将钱款一同解送外国政府，政府无权过问。因此，在1910年发行“爱国国债”时，并不能用国人的捐款购买“爱国国债”，这也说明了国人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清朝政府威信沦落到如此，只能怪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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