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刚刚获得贝利-马丁奖的桂希恩教授佩戴“象征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关爱”的红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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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温总理接见的防艾专家桂希恩教授认为，我国缺乏大批有临床经验的基层村医。

　　本报记者 高明 北京报道

　　对话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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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中旬，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门抽出时间，登门看望了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桂希恩。温家宝还与桂希恩一起来到中南医院，与医护人员坐在一起，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

　　此次决策层与中国“防艾”一线医护的沟通，再次传递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战胜艾滋病的坚强决心。昨日，本报记者对话桂希恩教授，探求“防艾专家”眼中的中国艾滋病防治困境所在。

　　对话人物

　　“贝利—马丁”奖获得者：桂希恩

　　湖北武汉人，1976年开始在武大中南医院工作。

　　1999年发现我国中部某村有偿供血员携带艾滋病病毒，此后先后20余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年2月28日，桂希恩因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

　　5月26日桂希恩被卫生部邀请，成为新一届艾滋病专家组成员。

　　新京报：听说温总理要接见你时，很多人都劝你要戴上领带，后来在电视里就看见你戴了条蓝底红白花领带？

　　桂希恩(以下简称桂)：是的。平时我从不戴领带，戴上领带我感到十分别扭，那条领带还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一辈子就戴过两次领带，一次是领取马丁基金会奖；另一次就是这次和温总理见面。

　　说“揭盖子”不够准确

　　新京报：今年5月，你被卫生部邀请，成为新一届艾滋病专家组成员，并主要负责湖北省的艾滋病流行调查与防治工作。这是否意味着你今后将很少涉足河南，关注文楼村？

　　桂：河南目前的艾滋病防治还存在很多问题，我还会去那里一些还没有开展工作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至于文楼村，我当然还会关注，毕竟我是看着它一步步在向好的方面转变，我期待着它更好的未来。

　　新京报：河南艾滋病的盖子是你第一个揭开的。如果在今后的调查中，你再发现新问题，你会通过什么方式向上反映？汇报的渠道畅通吗？

　　桂：“揭盖子”的说法不准确。我现在本身就是国家艾滋病专家组成员，汇报问题不成问题，而且渠道应当是畅通的。

　　上蔡村民一直欢迎我

　　新京报：1999年你最初进入河南农村开展艾滋病调查时，你被当地政府评为“不受欢迎的人”，现在你再去那里，还会受到不欢迎吗？

　　桂：最初我深入河南农村到现在，其实我一直是受到欢迎的，至少村民和当地医务工作人员是欢迎我的。

　　我最近一次去艾滋病高发区是在今年5月，我去了上蔡县，看望了那里的老朋友———我曾治疗过的患者和培训过的村医。

　　新京报：上蔡县县长王富兴曾对媒体坦陈，“从1999年到今年，经过了自我隐瞒、逐步暴露、有效防治这三个阶段。5年的河南农村调查和防艾经历中，你是否感受到了政府态度的这种转变？

　　桂：对于政府，我不想发表任何评论。不过目前地方政府已越来越意识到了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农村的艾滋病现状的确也有了改善，所以变化都是积极的。新京报：这次去那里，还是向以前那样秘密进村吗？

　　桂：一般我直奔目的地，不打扰政府。

　　新京报：有想过和当地政府沟通过吗？

　　桂：最初进入艾滋病高发区时，我是和他们沟通过。当时我给县里写了好几封信，表达了我想帮助县里开展艾滋病防治的愿望。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以后我就不和县里联系了，悄悄做我的工作。其实，自始至终我都想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得到他们的配合和支持。

　　我与高耀洁存在一些观点分歧

　　新京报：5年中，你下河南农村大概有多少趟了？

　　桂：记不清了，几十趟吧。一般都是利用假期，每次至少会待上三四天。新京报：高耀洁教授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她也是长期坚持深入农村进行“防艾”工作，你和她有过接触吗？

　　桂：在河南农村艾滋病进行流行病调查和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我和她从没有碰过面。不过在北京开会中，我和她见过面。此后，有时我去河南农村路过郑州时，也专门看望过她。

　　新京报：对于中国艾滋病防治，你和高耀洁教授有过交流吗？

　　桂：我和她都在河南农村开展工作，很多感受都是有共鸣的。我非常敬佩她，佩服她坚持不懈的精神，但有些看法我们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新京报：哪些观点有分歧？

　　桂：我不想详说，你可以看看她发表的话，再看看我讲过的话，就会明白。

　　新京报：我想知道，你俩产生分歧是不是因为你更侧重艾滋病防治本身，而她更注重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桂：在农村，高教授也给病人看病的。

　　赡养艾滋孤儿应采取多途径

　　新京报：近日，国家将在上蔡县筹建我国首家艾滋病致孤孤儿院，对于孤儿的赡养和上学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你怎么看待？

　　桂：我是今天看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这是个好消息不过统一建立孤儿院也有缺点。比如，孤儿院里全是孤儿，这样会给孤儿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同时建立孤儿院的投资很大，而运转后续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如何保证资金的延续是个问题。新京报：你觉得什么模式比较合适？

　　桂：各个地方会有不同的特色，不过对于孤儿赡养问题政府应该采取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采取把孤儿分散出去的做法———放在正常家庭里带养。但这方面国家的法律还没有跟上，实际上有些家庭带养艾滋孤儿存在不合法现象。

　　新京报：媒体一直关注的河南柘城县的朱进忠开办民间孤儿院，收养几十个孤儿，被媒体报道后，该院很快就获得了几笔捐款，其中的一笔有105万元。但一个多月后，当地政府要求把孤儿院解散，那百多万捐款也随孩子转移给了政府“监管”。

　　你怎么看待政府的做法？桂：我没有去过柘城，也没有接触过朱进忠，不好。但对于民间开办孤儿院，政府应该有所监督和管理。

　　艾滋高发区缺有经验医生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展如何？

　　桂：虽然比以前有进步，但总体认识还是不够，漏洞不断。昨天我还收治了一名艾滋病患者，而他此前在北京和武汉的一些大医院都曾检查过，但竟都没有检测出是艾滋病。说明什么问题？目前的防治工作还是有缺陷，目前的医院的门诊医生总认为艾滋病属于传染病，应该由传染科负责，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

　　新京报：今年3月本报记者在对河南农村艾滋病防治进行调查时发现，目前有临床经验的治疗艾滋病的医生寥寥无几，你怎么看？桂：这绝对是个事实。在河南，有哪些医生对治疗艾滋病有经验，扳指头数就能数得过来。就算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大城市，有临床治疗艾滋病经验的医务人员也十分有限，这就需要加紧这方面的培训。

　　新京报：目前国家所采取的培训，往往是由省级到市级，再到县级、乡级逐级培训，而作为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中坚力量———村医却往往被忽视，你觉得这种培训模式是否科学？

　　桂：艾滋病涉及很多问题，目前的情况是，上面的医生底子好，容易接受，但培训模式应该上下结合，有所变化，。比如在一般区域，采用由上向下的培训模式无可争议，但在艾滋病高发区，培训就应该跳过上部和中部，直接切入基层，培养大批有临床经验的村医，毕竟高发区是在“救火”。

　　抗艾药“纳米夫定”三季度下发农村

　　新京报：目前农村艾滋病治疗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桂：由于目前国家所提供的免费治疗药品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有为数不少的患者退出了治疗，这个问题比较突出。

　　新京报：这个问题本报3个月前也曾有过调查报道，不过好的消息是，抗病毒鸡尾酒疗法中的一直缺少的骨干药物———纳米夫定的问题已经与外方谈判解决，目前发放情况怎么样？

　　桂：国家的免费药品都是按季度发放，目前纳米夫定还没有在农村下发，不过到第三个季度，纳米夫定肯定能发放到患者手中。

　　只要有精力我就不想退休

　　新京报：从报道了解得知，你这个月将要退休？桂：这是瞎说。虽然我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医院像我这样类似情况的还有五六位医生，只要有精力，我还可以一直干下去，目前我还不想退休。不过，我已向院里多次提出辞去传染科主任行政职务的愿望，这样我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如果顺利，下个月我将不再担任主任的职务了。

　　新京报：在你5年深入河南农村进行艾滋病的流行病调查和防治工作中，应该有很多难忘的经历。我听说过有你躲在米缸的故事……

　　桂：这又是媒体在道听途说。很多媒体采访过我，我其实很愿意和媒体打交道，有些记者没有采访，就根据想象来演义。熟悉河南当地农村的情况人知道，那里的村民家里哪来的米缸？再说我去农村给病人看病，正大光明，干吗要躲进米缸？今天下午一名报社记者来采访我，我就说了这番话，他一听当即连说“对不起”，他说他下午写了篇稿子还刚刚引用了米缸的故事。所以对于媒体，我不愿多说话。

　　相关专题：中国积极防治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