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先唱革命戏 津城再响反帝枪

　　记者 沈沂/城市快报

　　1911年的天津，是个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天津发生了一件震惊戏界的事件：著名的文明戏演员王钟声被杀害了。因为他不仅仅是个演员，更是个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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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钟声抛弃了粉墨生涯，投笔从戎，上海攻打高昌庙制造局的一夜，他也加入了冲锋的行列。就在这一夜的12点，他到丹桂戏院后台，借了一身军装，一把指挥刀，出发去作战。他演的戏，有《秋瑾》、《波兰亡国惨》等，都是悲天悯人、洋溢爱国激情的新剧本。上海光复后，他接受革命党的委托来天津筹划起义，不幸罹难。

　　1911年对于王钟声来说，是太过短暂的一年。

　　奔走宣传急行动

　　投笔从戎推王朝

　　当《黑奴吁天录》首度在国内演出的时候，舞台上那名叫伊思赛的女奴正是王钟声扮演的。已经是同盟会会员的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因而，他立志改革戏剧。1907年，他不顾家庭的阻拦和社会的压力，离开广西来到上海。

　　凭着一腔热忱，加上聪明机智、擅长言辞、富有组织能力的天赋，在马相伯、汪笑侬等人的帮助下，组织起中国第一支新戏剧团“春阳社”，专演新戏。

　　从此，这个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留学德国的人，在历任幕僚、法政学堂监督和洋务局总办后，毅然投入了戏剧改良当中，希望以此在广大民众中宣传革命思想。

　　春阳社的演员来自各行各业，许多人是京剧票友，他们想在剧中亮亮嗓子唱段京戏，春阳社的任文毅对此加以反对，而王钟声却说，只要是宣传革命，谁都可以登台演出。

　　春阳社的旗帜打出去了，《黑奴吁天录》的广告也打出去了。王钟声在上海有些号召力，剧场门口和台口的红底金字牌上写上了“主演：钟声先生”；任文毅也署上了自己的艺名：“任天知”。

　　《黑奴吁天录》串演了三天，虽然轰动一时，但观后效果并不理想。一些有见识的观客评价道：新剧里面唱西皮，旧剧不是旧剧，新剧也不是新剧，是个“四不像”。

　　任天知意识到，光靠一些京剧票友，演不好新剧，他想要培养新的演员，于是和王钟声商量，要办一所戏剧学校来培养自己的演员。王钟声是个痛快人，说干就干，报纸上一登广告，一所名为通鉴学校的戏剧学校就办起来了。

　　学校没有什么书读，就是学戏排戏。戏排好了，就去演出。

　　然而，在南方，革命正处在爆发前的沉寂时期，戏剧市场也不那么景气。新剧在艰难中探索。任天知想，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起步，这条路就要一走到底。

　　“新剧就是自己的事业。”任天知这么想，王钟声却并不这么想。因为在王钟声的面前，有一件更加紧要的事在召唤着他，那就是变宣传为行动：“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皇朝！”

　　反清假手文明戏

　　率领伶人参义举

　　王钟声离开了。1909年到1911年，他不断北上，在京津一带演出。

　　他带剧团到北京，与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梅兰芳等同台表演。他多次来到天津，在下天仙戏院及同乐茶园演出。一时王钟声的名声大噪，极受观众的赞许。王钟声在天津与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等相识，共同探讨戏剧改革，结为友好。1911年初，他率剧团在京津各剧场演出《热血》、《鸣不平》、《官场现形记》及《秋瑾》、《徐锡麟》等戏。王钟声所演的戏，不用锣鼓场面，名为“改良新戏”，即一般人所说的“文明戏”，实为我国话剧运动的滥觞。

　　王钟声的新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在北方，他与有反清思想的京剧艺人田际云以组班演出的名义在京津一带进行活动。此时，北京风声甚紧，清政府布置“密查革命党入都之举动”，王钟声因在演出中言辞过激、且又经常出入于一些革命党人活动的会馆，终被拘捕。1911年7月，他被清政府拘捕，押送回浙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革命党人攻占长沙；陕西新军会党攻占西安。接着，山西、云南、江西先后宣告独立……

　　11月3日，上海爆发武装起义。王钟声突然出现在丹桂第一台剧院后台。

　　伶界的演员们都已参加商团公会，而商团就是武装起义中的主力，但起义的当晚，剧院却在照常演出。王钟声从管衣箱的管事那里借了一套军装、一把指挥刀，把自己打扮起来。待到戏一散，团员围拢过来，问他：“我们怎么办？”

　　王钟声抽出指挥刀，发令道：“赶赴南市南操场集合，攻打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位于南门外高昌庙地区黄浦江畔，是清政府主要军火制造厂，当时储存有大批军火枪炮。4日凌晨，商团千余名将士开始了对制造局的总攻。

　　津城密谋反帝制

　　百密一疏被告发

　　1911年11月，王钟声再次抵达天津，而这一次不同以往，他不再仅仅是来演出，而是密谋联络天津伶人起义。这一次王钟声来天津就是要发动民众，揭露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他和几个同伴一起北上，潜居奥租界“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家中，秘密召集戏剧界同行故旧，酝酿举事。

　　11月的一天，他到天津后，便找到他的连襟、著名演员汪笑侬。汪笑侬关切地问王钟声：“风声这样紧，你到天津干什么？”

　　汪笑侬是满族人，出身在一个官宦之家，原名叫德克津。他能书善画，通晓历史，长于诗词，先后写过二十多个剧本，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曾当过河南太康知县，因喜欢汪派，就向当时的戏剧名家汪桂芬求教，汪嗤笑他，于是他改名汪笑侬，发愤学戏，终于成为著名的京剧演员和剧作家。

　　王钟声拿出身边的手枪、子弹给汪笑侬看，说：“上海和武昌已经起义了，要建立民主共和政府。我这次来天津就是为了发动民众，起来夺取政权。”

　　“你准备从哪里开始动手？”汪笑侬问。

　　“先占领北洋机器制造局，夺取武器。”三十多岁的王钟声剑眉高挑，英姿勃勃。

　　就在他与汪笑侬侃侃而谈的时候，汪笑侬家正躺着一个大烟鬼———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王钟声太大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历来以同情革命而为人所称道的袁二公子，转头就去拜访了直隶总督陈夔龙。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杨以德立即逮捕王钟声。当晚，南段警察总办场十余人到奥租界刘子良家将王钟声及刘子良、朱琦、佟尧山、吴楚湘、陆金浦、曹恩祥等人逮捕，当场搜出一颗都督印信和若干文件、信函等。

　　义士身遭十三枪

　　壮志未酬先捐躯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拥护共和；北方各地危机四伏，武装起义一触即发。清政府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但仍在做最后的挣扎。1911年12月2日，革命党人王钟声，被天津镇总兵张怀芝残酷杀害。

　　遵照陈夔龙的授意，被捕后王钟声被交由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办理。张怀芝把王钟声等人交军法官开庭突击审讯。在法庭上，王钟声直言不讳，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为了进行革命活动从上海来到天津。

　　他理直气壮地质问军法官：“九月初九上谕，大开党禁，非据法律不得持擅以嫌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把我怎么样？”军法官被问得张口结舌，请示张怀芝怎么办；张怀芝也感到棘手。经与陈夔龙密商，决定按行营拿获奸细论罪，立即处以死刑。

　　转天下午，王钟声被绑赴郊外韩柳墅疙瘩洼刑场。他神色怡然，视死如归。张怀芝本来想将他斩首，但王钟声着重提出：“革命党人非畏死，但斩首野蛮，请改为枪击。”

　　寒冬的刑场，刽子手拿枪的手在发抖，射出的第一枪竟然没有命中。“你们这些狗奴才，国家的败类。”王钟声大骂陈夔龙、张怀芝、杨以德等人。刽子手的手抖得更厉害了。“驱逐鞑虏，光复大汉！”

　　王钟声倒下了，执刑人连击13枪，他才倒下去。血流了一地，猩红色的，渐渐渗透在泥土中，渗透在人们的心里。

　　王钟声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去后，社会舆论大哗，就连顺直咨议局、直隶保安会的士绅们都指责陈夔龙不应镇压革命党人。陈夔龙惟恐事态扩大，连忙张贴“安民”告示，晓谕“切勿轻听谣言”；探访局也给报社写信，说什么“敝局捕拿土匪之原因”。欲盖弥彰，不能自圆其说。

　　王钟声的牺牲，让革命党人群情激愤，血腥镇压越发激起了社会各界的义愤。他的死亡不但没有磨灭人们的意志，也没有起到清政府想象的“杀一儆百”的作用，反而让一把大火在人们心中熊熊燃烧起来，一次次起义如燎原星火，在北方接连爆发。

　　王钟声(1874～1911)，中国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剧作家、演员。原名熙普，又名宗成，浙江绍兴人。1898年留学德国，攻读法政8年。回国后曾历任法政学堂监督、洋务局总办等，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受聘主持通鉴学校，培养新剧演员。后率学生以“春阳社”名义在北京等地演出《秋瑾》、《徐锡麟》等新剧。编演剧目尚有《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爱国血》、《革命家庭》等。

　　1911年11月上海光复之后，他只身受命“北上运动军队”，进行策反活动，不幸事情泄密，在天津奥租界被捕，12月2日夜12时，清北洋巡防大臣张怀芝“奉袁世凯之命枪毙王熙普于其官署前”，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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