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请辞独董再掀讨论

　　本报北京6月30日电

　　6月29日，本报记者拨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的电话，想就他辞去新疆屯河独立董事一事进行采访。他说，自己正在安徽开会，不方便。此前，有记者就相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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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魏杰，他也说正在开会。

　　6月11日，魏杰发布辞职函称，因无法了解和把握新疆屯河(600737)的真实运行情况，决定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按照有关规定，魏杰的辞职要等公司补齐了独立董事的法定人数后才能生效。

　　6月24日，上交所正式宣布，对未按规定在临时公告核定期报告中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新疆屯河(600737)及有关责任人进行公开谴责。独立董事魏杰自然也在被谴责人之列。随后，有媒体说，魏杰开口了，而且大呼其冤，认为此谴责让他感到很“无奈”，很“无助”。

　　“他在这个公司已经做了差不多3年独立董事，为什么在公司要倒台的时候才选择离去？”对魏杰的辞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这样发问。这位学者称魏杰为“开溜董事”。

　　据悉，魏杰还请辞了另外两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职务，一家为刚刚上市的湖南长丰，另一家为上市公司南京医药。

　　“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前不久，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公开在媒体上这样说。

　　一些知名经济学家背后各有老板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上海证券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也就是说，在独立董事还只是‘花瓶’的今天，这么多影响着舆论甚至是公共政策的知名经济学家背后，都有各自的老板。”上文中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分析。

　　他举例说，去年10月，电信企业亚信公司10周年庆典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当时亚信公司董事长丁健说，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

　　与此相关，这位经济学家对电信行业改革的鼓与呼是不遗余力的。

　　1998年，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文章特别提到，中国电信市场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者。

　　他的这些建议，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有评论认为，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上述经济学家在政策上的鼓与呼。

　　在记者就经济学家与企业关系的采访中，大多数“成名”的经济学家都表示不方便谈。部分学者愿意接受采访，但前提条件是不透露姓名。“看看萧灼基老先生这些年关于股市的言论，再看看他背后的一些企业你就明白，为什么不管股市潮起潮落，萧教授的预测总是利好。”北京大学一位年轻的副教授说。

　　据介绍，与萧灼基教授或多或少有关系的企业有三个上市公司：清华紫光、中集集团、大唐电信；嘉实、华安两个基金公司；现代资产投资、中国资产管理等两个投资咨询公司。《瞭望东方周刊》一篇题为《“复杂”的圈子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的文章，分析萧灼基教授这些年关于股市的言论时称，“当然，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萧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论模型就是这样的”。

　　有的经济学家讲话为何有违常识

　　《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博士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据国防大学的卢周来先生回忆，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次鲜明提出经济学家“操行”问题。

　　当年，在有关“通货膨胀是利是害”的经济学界大争论中，敢于直言的左大培意识到了争论背后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

　　卢周来说，左大培的文章一发表，可谓“一石千浪”，至今余波在漾。此后，在有关“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中，“经济学界反腐败”也成为热点之一。“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观点。”卢周来引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匠弗里德曼的话说。

　　卢周来认为，最近几次经济学界大争论中，某些经济学家讲出了一些有违常识的话。比如，在股市之争中，有学者竟然无视主张规范交易秩序的意见说：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股市！这些话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也有违一般的生活常识。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利益集团，对他们说的话就没什么想不通的了。

　　体制内外的经济学家应分开

　　卢周来认为，真正应该警惕的是：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舆论还没有发展到区分开“私话”与“公话”的地步；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都还以“天下之公器”自视；更要命的是，他们的面目还是“政府经济学家”。这才是问题真正严重性所在。

　　他的建议是，政府必须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体制内经济学家，就是政府经济学家；而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主要指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主要供职于经济咨询机构、大企业发展研究部门或者顾问部门以及高校的经济学家。

　　卢周来解释，尽管两类经济学家都仍有自己的私利，并且会以私利影响公共决策，但前者是以纳税人的钱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公共利益服务，可以用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标准来约束他们。所以，必须杜绝他们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出现利益上的瓜葛。对于体制外经济学家，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提供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对于他们的约束，就是必须杜绝他们所制造的舆论直接进入公共决策过程。 记者 何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