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名人系列之韩非

　　晚报记者游晓鹏/文

　　“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史记中关于公元前234年这段历史的描述十分简练，但充满了曲折与紧张。每次读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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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这几句，总是情不自禁地揣测韩非当时的心情：他一定心怀对兴师30万只为自己的秦王的感激与向往，也会感慨自己知天命之年终于有机会崭露头角施展法家思想，更会为识才明主不在郑韩故城而感到矛盾和彷徨。这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啊！

　　或许是见惯了历史人物被命运捉弄，太史公将韩非的这段心迹略去未写，只是对数月后他死于咸阳大牢发出感慨：“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我惟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对韩非的关注也更多地集中在他的思想和文才上。因此，与郑州周代史上另一些名人，如郑庄公、子产等人相比，韩非的生平、性格、思想的形成和真正死因等细节，都要留给后人去猜测和演绎。在韩非的老家新郑，我们也找不到他的祠园和曾经著书立说的故居，除了不多的史书记载，或者只在老人讲述的传说中，还残留着这位因口吃奋而发奋著书者的一二事迹。

　　秦王兴师30万只为韩非

　　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万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此时已是战国末年，虽然七雄尚在，但面对养精蓄锐多年秦国的耽耽虎视与频频蚕食，东方六国无不疲于招架。特别是对力量弱小而又与秦国毗邻的韩国来说，这个被称为“虎狼之国”邻居的每一次“拜访”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秦军一压境，韩国朝野上下便惊恐万分。

　　此时，坐在新郑郑韩故城宫殿宝座上的是刚刚继位5年的韩王安。大概是因为小时候，他目睹了太多父亲桓惠王被秦军所败丧师失地的事实，即位后对与秦国打交道一直谨小慎微，近些年倒也相安无事。韩王安把王公大臣们召集到大殿之上，讨论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把秦军招惹来了，更不知道如何退敌，一时间众人垂头丧气，无以为计。韩王安正要骂嬴政狼子野心，朝官忽报秦国使者到。

　　使者开门见山，说：“秦国与韩国世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要使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缚其入秦。”使者摇摇头说：“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而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请问贵国公子韩非可在？”

　　韩非？韩王与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很吃惊。韩王安心里嘀咕：秦人找自己这个结巴堂兄干什么？嘴上忙命令朝官去找韩非。此时，韩非正在家赋闲，年已47岁的他，面对韩国宫廷的昏庸政治和不思进取，年轻时想方设法屡谏韩王推行法治的激情早已被消磨得干干净净，近来整日以读书写文章打发日子。跟在朝官后面往大殿走，韩非满心疑惑：以前躲我都躲不及，今天脑袋开窍了？

　　见过了秦国使者韩非才明白，真正想见自己的不是韩王，而是自己一位远在陕西的“读者”。他看了几篇自己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作者风范，交流感悟。为确保万无一失，不惜劳动30万大军跋涉百里到中原造势，在战国末年，能有这样大手笔的大概只有秦王一位。这件事的结果也基本由他所左右：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万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间谍案牵出《说难》奇才

　　那么，远在陕西的秦王怎样听说并看中韩非这个人才的呢？事情还得从韩非的一位老乡说起。战国末年，著名水工郑国凭借其在关中平原设计修筑的郑国渠而名垂中国水利史，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是韩王派往秦国“使坏”的一名间谍。

　　《汉书》记载，韩王安的父亲桓惠王在位时屡受秦国侵略，处于西北部边境的上党、阳城、负黍、城皋、荥阳先后被秦军占领。为了防止秦国的进一步蚕食，桓惠王想出了一个转移秦国注意力的计策。公元前246年，他派水利专家郑国去见刚刚亲政的秦王嬴政，极力劝说秦国修筑郑国渠。兴修水利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秦国全力修渠，势必无暇东顾，给韩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嬴政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在当年就开始凿泾水修渠，但在施工中，他突然发现了这是韩王的“疲秦”之计，怒气冲冲地要杀掉郑国。口才与水利技术同样精湛的郑国随即辩解说：“我确实是韩国的间谍，但修成水渠对秦国也是大利之事。我劝大王兴修水利不过延缓韩国寿命区区数年，为秦国的发展立的却是万世之功呀！”

　　嬴政认为有理，就让郑国继续修渠，水工间谍案到此告一段落。但秦王在调查郑国时，在他的住处发现了一本书，其中几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自己。这就是韩非所著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嬴政将这几篇文章反复读了多遍，被作者深邃的思想、严密的思维、犀利的语言和有力的论证折服。他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

　　秦国廷尉李斯听到这话，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秦王一琢磨，这样的大才竟在韩国，又贵为公子，要让他来秦国效力，韩王一定不会轻易答应。怎么办呢？急着要见韩非的他，索性调集30万军队去佯攻，国力弱小的韩国果然只能乖乖地将韩非派往秦国。

　　“说难”者难逃“说”之难

　　韩非到了秦国，很快与秦王见上了面。嬴政召集百官上殿，隆重地接受韩非呈上的韩国国书，晚上又举行宴会款待韩非。研究者根据韩非留下的著述推测，除了师从荀子时到过上蔡，在使秦之前他还未曾远游过，大概从未经历过如此盛待自己的场面，结巴得更厉害，话都说不好了。所以，据说嬴政专门在众人散去之后才开始与韩非对席而坐，慢慢地讨论治国之道。

　　这次交谈的结果，史书上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秦王“悦之”，但是“未信用”，也就是说，尽管秦王确认韩非之才，但没有马上就信任他；另一种说法是二人相谈甚欢，秦王对这位作者的精辟见解听得如痴如醉，已经动了要授其大任的念头。两种说法都基本肯定了韩非在这次“面试”中给秦王的印象不错，分歧只在于秦王对他的信任程度。

　　新郑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刘文学说，韩非去秦国，名义上还是作为韩国的使者去的，在呈给秦王的国书里有韩非的《存韩》篇，言辞恳切地劝说秦王“存韩”而先伐赵国。韩非说，韩国侍奉秦国30多年，出外像人们常用的“臂衣”和“车维”一样捍卫秦国；入内像人们常坐的席子和垫子一样侍奉秦国。秦王只要打下了赵、楚、魏等国，发一纸命令就可以使韩国归顺。秦王看罢，犹豫不决。这时，秦国重卿李斯和姚贾来见。官至廷尉的李斯少年时与韩非一起师从荀子，知道他比自己有才华，两人学的都是刑名法术，秦王自然要挑好的用。李斯为保自己，对秦王说：“韩非乃韩国贵族子弟，而今大王想统一天下，按照人之常情，他终究要为韩国效命而不是秦国。而且如果大王不用他，把他放回韩国，无异于放虎归山，不如以罪加之杀掉他。”秦王联想起曾经破获的水工间谍案，觉得韩国卧底确实可怕，不可不防，便将韩非幽禁起来。

　　李斯这一番话被太史公记了个正着，成为中国历史上忌贤妒能的典型。已害得韩非下狱的李斯并未作罢，带了包毒药去探监，细陈秦国监狱各种毒刑之厉害与秦王不信任韩非之坚决。可怜韩非一介书生，苦无机会辩解，又哪里知道昔日同窗的所作所为。他接过毒药，一饮而尽。

　　按照这种说法，韩非是因为建议先伐赵而给了被李斯故意曲解的机会，最后见疑于秦王的。在后人所著的历史演义中，也有作者认为，秦王在先伐赵还是先伐韩的问题上早已有了主意，他一直念念不忘年少时在赵国所受的耻辱，大规模伐赵的战争一直不断，因此，纯粹是李斯的陷害将韩非置于死地。《史记》载，韩非下狱后，“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录有韩非所写《说难》全文，虽以“游说之难”为题，却通篇畅谈游说君王的技巧和学问，论证有力。司马迁由此感叹，可怜韩非如此精通游说技巧，却也难逃“游说君王之祸”。

　　他是荀子最得意的弟子

　　韩非死了，他的学问却没有失传，即便没有如李斯般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单靠一本《韩非子》，法家殿堂里的最高席位也是他的。翻看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篇章如《孤愤》、《五蠹》，都是他年轻时所写，在注重舌辨的百家争鸣时代，年轻气盛的韩国公子为何不效仿张仪、苏秦纵横驰骋六国，而选择了著书这种沉闷的方式？他集大成的法家思想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新郑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刘文学说，韩非从小就与其他贵族子弟不太一样，一是聪明好学，二是性格内向，患有严重的口吃症。前者换来的渊博知识和独到见解，却要被后者憋在腹中，不能在人前侃侃而谈，上天一开始就跟韩非开了个玩笑。但求知若渴的韩非并未放弃，青年时代，他放弃舒适的贵族生活，背上行囊到楚国的上蔡拜荀子为师。在战国末年，这位活了87岁的长寿翁一直是列国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韩非跟着他读书、作文、辩论，思想和文笔都大为进步。

　　其时，李斯也是荀子的学生，并且与韩非结下了不错的友谊。刘文学介绍说，李斯老家就在上蔡，也很有才华，荀子有很多学生，最出色的就是他们俩。李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很能舌辩；韩非嘴上不行，写文章却是气势雄伟、情文并茂。相比而言，韩非之文深刻锐利的洞察力、势如破竹的说服力以及缜密的结构、挥洒的修辞、激越的情感更为老师荀子所欣赏，李斯也承认，韩非才华在己之上。

　　有意思的是，韩非和李斯可以说一个是法家学派的最高理论家，一个是推行法家思想的实践家，而老师荀子却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个“里程碑”。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是怎么孕育出严刑重罚与“惨礉少恩(恐怖刻薄)”的法家的呢？有学者认为，战国末年的儒家思想与孔孟时代已不一样，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荀子开始认为的人性本恶。这一点也成为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简单地讲，要阻止人性恶作乱，就要用尽严刑酷律等各种手段。韩非还学习了法家几位前辈的思想，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三者结合，既讲究法律制定和赏罚的执行，又讲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还注重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从而脱出儒家，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学习期满后，韩非就回到了新郑。据说此时的他还没有闭门著书立说的打算，看到祖国日益衰落，他多次上书韩桓惠王和继任者韩王安，要求废除任人惟亲的人治，推行法治，有几次甚至是哭谏，但昏庸的韩王始终都无动于衷。韩非一怒之下，转而著书立说，《韩非子》中55篇文章除少量系后人伪作，大部分都是韩非所著。

　　他著就东方的“伊索寓言”？

　　如果将先秦诸子的著作译成白话文作比较，《韩非子》一定最受普通读者欢迎。抛却韩非气势磅礴的文风与丝丝入扣的逻辑，单是说理的过程中掺入的大量生动翔实的故事就非常吸引人。据后人统计，韩非著作中的寓言故事有323则之多，不少经典篇章都演绎成为后世常用的成语。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深知官场腐败。他想在官吏中倡导廉洁之风，就在《喻老》篇中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宋国有个人偶然得到一块玉，想献给宋国的大臣子罕，却被拒绝了。献宝人说：“这可是宝贝呀。”子罕说：“你把这块玉看作珍宝，而我把不接受别人的珍宝看作自己的珍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玉，那么你的珍宝和我的珍宝都没有了。”从此以后，人们就将“子罕辞宝”作为典故流传下来。

　　韩非一生都在钻研如何废止人治，推行法治，但他的思想在韩国却不被重视。《和氏》一文就是他对自己不幸经历和主上不能慧眼识才的映射：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在山中凿到一块玉，未雕琢而献给厉王。厉王叫玉工来鉴别，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就以欺君之罪砍掉了卞和的左脚。后来武王即位，卞和再次献玉，武王命人鉴别，又说这是块石头，卞和的右脚因此被砍去。当文王即位时，卞和不再献玉，他抱着这块“石头”在荆山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流出血来。文王派人去问，卞和说，我不是为失足而悲痛，我悲痛的是有人把宝玉当作石头，把忠心耿耿的人叫做骗子，这是最让人伤心的呀！文王命人将璞玉剥开，果是一块至纯美玉，遂命名为“和氏璧”。

　　除此之外，韩非在《说林》中作“老马识途”说明经验之功用，在《五蠹》中又以“守株待兔”反对固守经验；在《外储说左上》中，他用“买椟还珠”辛辣讽刺郑国的形式主义者，又将韩国宫廷因循守旧的做派讽喻为“郑人买履”；另外还有扁鹊治病、滥竽充数、宋人疑邻、画鬼最易、击鼓戏民、鲁人搬迁、心不在马、曾子杀猪、自相矛盾、螳螂捕蝉，等等，这些寓言充满哲理，发人深思，不可不谓作者构思之精妙，用心之良苦。

　　韩非所作寓言之丰，很容易使人想起古希腊杰出寓言家伊索，只是与那位老奴隶相比，韩非的寓言故事没有以动物为主人公的“童话”面目，而都逼近于活生生的生活事实。游历并不丰富的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奇思妙想呢？在《管锥编》中，钱钟书先生把这种口吃而善著书的现象解释为心理学上的“补偿反应”，也许，这正是老天给予韩非的补偿吧。

　　先秦诸子中惟一贵族子弟

　　查遍先秦诸子，似乎除韩非外，没有人是贵族富室出身。

　　孔子的父亲是鲁国的一名武士，且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孔子曾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小时候家里穷，所以能屈尊做一些卑贱的工作)”。孟子也是3岁丧父，由孟母三迁的故事可以想见孟家的清苦境况；庄子年轻时做过宋国蒙地的漆园小吏，还曾以编草鞋为生，十分穷窘；墨子是“贱民”，地位之卑微就更不用说了。

　　与这些人不同，韩非从小就生长在郑韩故城的深宫高墙之内，据说按辈分韩王安该叫他一声堂哥。衣食无忧的生活和显赫的地位，无形之中对他确立思想的基点施以很大的影响，使得他一生中所有主张的出发点与归宿同其余诸子都站在了截然相反的位子。刘文学说，韩非的法家学说所服务的对象不是百姓，而是君王，其法、势、术等等举措都是以维护君王利益为核心的。再看看儒家、墨家、农家，他们的立论多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平民思想。可以说，富足的生长环境使韩非注定要成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

　　但仅仅没有机会挨饿，还不足以让韩非像在《韩非子》中所辨析的那样将宫廷政治与治国之术看得十分透彻。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懂得的事越来越多，韩非身上的王室血脉所赋予他的接触和判断韩国宫廷内部斗争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可以说，除去南下楚国拜荀子为师的几年，韩非虽无官职，却也一直浸泡在宫廷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官员的邀功取宠、勾心斗角，贵族的尔虞我诈，统统都进入了韩非的视野，人性的负面很自然地在他的心灵中无限膨胀，并影响了他的哲学观点。

　　而在他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又可以想到，整日忙于在名利场中奔走的父母的关爱何其少，性格内向与严重口吃所受伙伴们的耻笑又何其多，一切，都似乎在挤压着这位少年的心灵。因此，当“人性恶”这三个字从儒家大师荀子的口中说出来后，年轻的韩非能很快地将其与自己的人生经历相印证，并且深信不疑。在他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没有人生的欢乐和舒畅，有的只是算计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计的恐惧。可以说，韩非为人生的算计和恐惧做足了思想准备，只可惜，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韩非只是一个理论家，操作起来却不如李斯这个实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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