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革命风格析

　　夏禹龙

　　风格，一般指作风、品格。革命者具有自己的革命风格。革命伟人的风格，不仅对革命事业有重要的影响，而且是留给世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在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探

带您零距离走近蔡依琳 工作與生活如何大不同 免费的赚钱岂能错过 新浪会员登录UC聊天

讨一下他的革命风格，并与邓小平的革命风格相比较，分析其同异，是很有意义的。下面就此作一些简要的阐述，以求正于大方。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是一个受列强蹂躏的半殖民地国家。许多志士仁人都在孜孜探求救国之道。毛泽东是这一爱国传统的杰出继承者和发扬者。早在1910年前后，他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患意识，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他奋笔题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为了救国，他作了多方的探求。1910年，他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成为康有为、粱启超的崇拜者。1911年，他又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赞同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12年，他刻苦自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学者的著作。在经过长期反复思考和与中国现实相比照，并经受“五四”运动洗礼之后，才建立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同样，邓小平怀着爱国的热情和救国的热望，于1920年底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为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学本领、求真理，经过反对中法当局迫害和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在切身实践中逐步建立起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坚定信念。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所以能够在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迂回曲折时，都保持坚强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挠，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他们在事关国权、国格的问题上，从来保持坚定的原则性，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毛泽东对待美苏霸权主义的坚定态度和原则立场，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在198Z年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1997年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强调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方法时，切不可丢掉这个最可宝贵的东西。

　　在革命胜利以前，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统一表现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建国以后，这两者的统一更进一步表现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救中国的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突出的无可比拟的伟大贡献。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他虽然也作出不少正确的决策，但终究没有能搞清楚和解决好，而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则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怎样发展的正确道路问题。所以说，关于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相统一这篇大文章，毛泽东做好了上篇，他为下篇写若干段落，其中有的段落并没有写好，邓小平则继毛泽东之后，把下篇的基本框架和核心部分的写作完成了。

　　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世界发展到现代，它的各个部分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一切革命伟人，都必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才能有所成就。但是，革命总是首先在一个个具体的民族国家中进行的，在那些被列强欺凌的孱弱民族中从事革命的伟人，尤其需要发扬民族精神，以使自己的民族能改变屈辱的地位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的纲领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首先就从时代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由此得出中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纲领和政策。这是时代精神同民族精神融合的范例。建国以后，毛泽东十分关注时代的风云变换，提出过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划分“三个世界”等许多精辟的见解。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经过对世界大势的仔细观察和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改变了对现时代特征的传统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希望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我们的伟大民族振兴起来，这就使时代精神同民族精神在新的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融合。

　　独创性与继承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真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存在着基本理论方面的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在为真理的认识开辟道路。

　　要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羞础上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把独创性同继承性结合起来。毛泽东根据中国国土大、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强我弱和土地革命等特点，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在建国以后，他对于如何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作了许多独创性的探索。可惜，他在1958年开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其后的农村“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在指导思想上出现某些空想的成分，离开了他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走自己的路”的尝试，多半没有取得成功，而且造成严重的损失。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续了毛泽东长期探索而又未竟的事业，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打破了长期来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新的条件下恢复和发扬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传绕，把独创性同继承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社会实践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出发点。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懈的一生。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同时又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还把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认识过程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统一起来，从认识论的高度论证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他领导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得心应手，运筹自如，不愧为掌握群众运动的大师。但是，随着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工作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为了有利于拨乱反正，发动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提出今后不再搞群众运动。他把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根本任务，指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才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就这样，社会实践标准通过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了起来。

　　气质与文风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伟人，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必然具有基本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在个性特征上，在气质和文风上。却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毛泽东兼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他的讲话文章，富于激情，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他的伟大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篇充满着唯物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完全可以作为哲学著作来读。他善于诗词，写来意境高远，气势磅礴。他运笔如行云流水，才气横溢。文采风流，相比起来，邓小平显得沉稳寡言，当时机尚未成熟时，遇事一般不轻易表态，而是留有余地，但一旦形势需要作出明确的抉择时，他却能果断决策，决不手软。正如毛泽东对他所作的评语，具有“柔中有刚，棉里藏针”的性格特征。他文风朴实，没有空话，用语精炼，要言不繁，在简明的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对于两位伟人的气质与文风，我们虽不应刻意模仿，但从中可以吸取的营养和得到的启迪，却是非常丰富的。

　　《文汇报》(沪)1994年1月1日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