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提挈全军的重要决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办公室

　　1958年春夏，在全军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一次夸大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过程中某些失误的错误的党内斗争。它的出现，表明我军在建军新阶段，对如何借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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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经验，发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它不仅反掉了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否定了现代化建军的基础——正规化建设，而且成为建军新阶段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向的起点，为1964年军队院校整风、1965年批判“大比武”、1966年全军指挥院校大规模烧书、1969年全军大砍院校作了铺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给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粉碎“四人帮”，实行拨乱反正之后，1980年秋，当全军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顺应历史要求，毅然站出来，否定了“反教条主义”，为全军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一

　　“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政治分歧。当时党中央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问题，要求全党必须用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的经验，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在国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向，党内和军内正常的思想分歧和争论，被看成是社会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反映，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认识建国初期我军学习苏联经验的必要性，加上林彪的推波助澜，因而导致军队发生了“反教条主义”。当时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院校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会议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的名，认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会议揪出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强迫正在南京住院治病的刘伯承元帅进京作检讨。会议之后，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

　　“反教条主义”运动在全军引起了极大震荡，它的直接后果，一是从编制上撤销了主管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的训练总监部，一批主管教育训练工作的高级将领被打成“反党分子”，或撤职、降职、降级，或调离工作岗位，或调出军队到地方安置，个别同志被送往边疆劳动改造；全军各级主管训练工作的干部和院校领导干部，大部分受到批判，部分教员特别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干部，被指责为“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或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二是在院校教学中排斥外军内容，把“以我为主”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实行了教学科研上的关门主义。这次政治运动，给军队建设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萧克同志后来回忆道：“从此以后，部队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院校工作，不敢学习外国经验，不敢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林彪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利用了“反教条主义”，促使会议变换主题，借“反教条主义”达到了打击陷害异己的目的。以后，他又挟“反 教条主义”之威，在军内大搞军政对立、空头政治，直至发展 到后来批判“大比武”、大砍院校。

　　二

　　推翻“反教条主义”这一历史公案，并非易事，几十年来，经历了几多曲折。当年受到迫害的同志，曾多次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予以平反，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被搁置了下来1972年5月22日，中央军委任命萧克同志为军政大学校长、唐亮同志为政治委员，夺回了被林彪死党窃据的全军最高学府的领导权。同期，军委又任命李达同志为副总参谋长，主管教育训练，恢复了他原来的职务和工作。1978年1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撤销了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10位同志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错误结论。这些举措表明，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已经为纠正“反教条主义“错误做出了努力。但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澄清这一是非的，还是邓小平同志。

　　事情还要从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说起。 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要求恢复院校正规的教育训练，提高全军现代化建设水平。这个指示，极大地推动了全军院校的恢复重建工作，半年内，院校从84所恢复到115所。

　　1980年1月，中央军委调整了总参谋部领导班子，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杨勇、张震等任副总参谋长。军委调总后勤部长张震同志任副总参谋长，主管教育训练，这一安排意蕴深刻，说明邓小平同志特别看重张震曾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经历，希望他充分发挥熟谙司令部参谋业务和院校教育训练工作的特长，使全军的教育训练有一个大的改观。新一届总参谋部领导班子组成不久，总参党委即召开会议，决定总参当年的工作，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教育训练为中心，集中精力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召开“801"会议，研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二是召开中断16年的全军院校会议，即第十一次院校会议，调整有关事项，使院校的教育训练正规起来；三是召开全军军训会议，研究部署部队的训练工作。希望通过办好三件大事，使全军的教育训练步入正规化的轨道，出现新局面。

　　4月5日，三总部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开好3个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在安排第十一次院校会议的内容时特别建议：认真总结“文革”14年来院校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为了开好院校会议，张震副总长结合下部队检查工作，视察了南京地区十几所院校，在京召开了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领导同志汇报会，了解和听取各方面对开好院校会议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中，同志们普遍反映，现在各级学校虽然恢复起来了，但是院校和教员的名声并不好，地位还很低，教员还抬不起头，说话腰杆子不硬。许多教研人员不敢全身心投入工作，领导也不敢把精力都扑到抓教学上。原因是大家心中还有个结，担心有一天再来一次“反教条主义”，或者批判“大比武”，被戴上教条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他们强烈呼吁，第十一次院校会议只总结“文革”以来14年的历史远远不够，应该全面总结建国31年来院校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要对“反教条主义”做出正确结论，要敢于触动“文革”前的问题，否则等于留下“左”的尾巴和隐患。隐患不除，办院校的人余悸难消。有的教员还情绪激动地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右派的帽子摘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摘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的帽子摘了，军队的“教条主义”为什么不能摘帽子?

　　张震把这个情况向总参党委作了汇报。党委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好，都是些绕不过去的问题。第十一次院校会议如果不能给院校恢复名誉，不能对建国以来军队院校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将会直接影响会议的进程和效果。总参党委会决定，要本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精神，认真处理这件事，先查一下当年的档案材料，把情况搞清搞准再议。不久，军训部将档案材料报上来，总参首长一看都为难了，原来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要翻过来，不请示小平同志，恐怕谁也不好讲。怎么办?经再三斟酌，党委会商定，委托杨得志、杨勇、张震三位同志当面向小平同志请示。

　　北京初秋的一天，杨得志总长、杨勇、张震副总长来到邓小平同志的家，就近期总参的工作向他作了汇报，并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小平同志听后当即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回忆道：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小平同志的这些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小平同志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三位总长听了小平同志的话，如释重负，深为他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拨乱反正的立场与胸襟所折服。事实上，早在1973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工作时，就已经表示，要纠正“反教条主义”错误。这年8月，他在一份申诉信上明确批示，“反教条主义”是一件历史公案，拖了多年，当年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同志， 要求作出正确结论，是合理的。几年过去了，这一次，他的态度比过去更明确、更坚决。小平同志的提挈，为开好第十一次院校会议，解决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

　　1980年10月21日至11月7日，全军第十一次院校会议 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全军115所院校的院(校)长、政委，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管教育训练的领导和职能部门的代表，共449人参加了会议。总参张震副总长、总政朱云谦副主任、总后李元副部长组成了会议领导小组。会议首先全面总结了建国31年来军队院校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几个重大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反教条主义”问题，澄清了是非，为院校恢复了名誉。

　　张震副总长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说：建国初期，全军上下对院校建设都非常重视。“反教条主义”以后，院校的地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逐渐下降。林彪大砍院校，完全否定了院校在军队中的重要作用。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虽然院校在组织上陆续得到了恢复，但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却没有彻底肃清，至今还有一些同志对院校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回去后做大量工作。这个讲话，实际上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否定。

　　10月21日，杨得志总长到会讲话，对“反教条主义”也作了否定，他说：过去由于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我军院校建设先后遭到三次大的挫折。一次是1958年的所谓反教条主义。过去我们没有飞机、大炮，没有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经验，建国初期向苏军学习是必要的。当时对我军打过的一些大的战役经验总结得不够，院校教学只讲苏军十大战役，当然是不对的，但不能说这就是教条主义。由于开展了“反教条主义”，不少负责院校教育和部队训练工作的同志受到了批判，打击了一批有办校经验的好干部，损害了院校的声誉，使许多同志不敢再学外国的先进经验，不敢搞正规系统的教学，不安心院校工作。许多指战员感到学而无用，不愿进院校学习，影响到不少指挥员至今缺乏现代战争的组织指挥经验，对部队建设危害很大。第二次是1965年批判群众性的练兵比武运动，严重地挫伤了部队和院校搞训练的同志的积极性，训练工作从此受到很大削弱。再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一伙勒令军队院校停止党委领导，停课搞“四大”，接着又把全军院校砍掉了82所。这三次挫折，政治上把院校领导和教员搞臭了，组织上把院校搞垮了，思想上把人的观念搞乱了，严重破坏了我军的建设.

　　总参首长的讲话，实事求是，不遮不盖，对建国31年来军队院校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明确表态，痛快淋漓地扫除了广大院校工作者心头积郁多年的委屈和余悸。由于有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指引，第十一次院校会议统一了办学思想，为院校和教研人员恢复了名誉。会议开得很成功，就全军院校今后的训练任务、编制体制、教学内容改革、教员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形成了7个文件。这些改革措施，对新时期军队院校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81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亲赴华北检阅了建国以来我军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直接参与演习组织工作的张震副总长，事先让工作组为小平同志起草了一个讲话稿，其中有一个提法：“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起草讲话的同志对使用这个提法深感不安，因为当时军 内对正规化问题还有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现代化当中包括正规化，“正规化”不单独提出来为好。另一种意见认为，正规化和现代化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正规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现代化是正规化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两者缺一不可。建国初期，我军建设的指导方针，就是把两者分开，同时提出来的。不敢讲“正规化”，回避“正规化”，是“反教条主义”以后的事情。现在还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说明那场运动的影响依然存在。后来小平同志看了稿子，对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演习讲话中公开为正规化恢复了名誉。至此，经过小平同志认定，我军的，总体建设目标有了完整科学的表述。张震副总长事后感慨道：不是小平同志讲军队要正规化，全军上下谁敢讲正规化呀，“反教条主义”以后是没有人敢讲正规化的。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久病辞世。邓小平同志至为悲痛，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再次谈到了“反教条主义”问题：“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这篇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登载，再一次表明了邓小平同志否定“反教条主义”的态度。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经小平同志亲自审定，《悼伯承》一文被收入这部重要著作中。

　　三

　　回顾小平同志纠正“反教条主义”错误的历程，可以肯定，它为我军把教育训练真正提高到战略地位，起到了解放思想、提挈全军的作用。尽管小平同志否定“反教条主义”没有采取下发文件的形式，但从实践结果和历史作用看，它指导了军队院校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本身亦含有重要的“决策价值”。在它的指导下，第十一次院校会议以来，全军院校大步前进，大胆改革，各项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实行了院校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上来；恢复完善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专业技术院校中等、高等两级培训体制；建立了干部晋升与院校培训挂钩的制度，规定战士未经院校培训不能提干，赋予院校训练、选拔、推荐干部的“集体干部部”职能；在初级院校设立4年制大学本科班，加强基层干部的历教育；建立全军统一考试制度，初级院校面向全国招收高中毕 业生，面向全军招收优秀战士，实现军队院校考试制度与地方高考制度接轨；实现军事学列入国家学位学科，部分军队院校获得学士、硕士、博士授予权；创办士官学校，完善专业军士培训体制；建立学位、学籍管理制度，明确学位授予申报审批权限，明确学籍等级，健全了学员考核、升留级、转学等制度；建立教研人员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制度，形成了专业技术干部的管理和激励机制；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 放型办学体制，实行对外学术交流、客座研究、选派留学生等制度。除此之外，全军院校还对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编制体制、领导管理体制等内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颁布了一批条例和规章制度，使院校建设向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

　　1985年12月，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合并，组建了全军综合性指挥院校——国防大学，实现了我军最高学府的重大改革。小平同志对国防大学十分关心，亲自题写了校名、研究生院院名，亲自审定了国防大学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的组成，批准了对学校建设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139号文件，并在签署成立国防大学的命令中明确指示：国防大学要担负起培养陆、海、空军军以上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军官、高级参谋、高级理论研究人员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有关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的重任。在邓小平军队院校建设思想指引下，国防大学建校12年来，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总结提出了“一个目标、三个坚持”的教学指导思想，提出了“四个服务”的科研目标，提出了“五个突破”的教学改革目标，提出了“博、精、短、活”的教员队伍建设方针。学校几届领导班子，既注意继承发扬红大、抗大的光荣传统，继承吸收前届领导班子创造的经验，又注重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开拓创新。当前，校党委根据军委江泽民主席“两个武装”的重要指示，依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学校承担的任务，提出了要在教学科研中实现“五个新进展”，集中力量抓好“四项基础工程”的方针和决策，学校的各项建设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追忆邓小平同志否定“反教条主义”的历史，回顾全军院校和国防大学取得的建设成就，我们深切感到，小平同志在历史重大关头拨乱反正、提挈全军的立场和决策，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作用和重大历史意义，这种一发千钧、扭转乾坤的大手笔，非小平同志这样的伟人莫属。由此，让我们更加怀念邓小平同志，更加珍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指导作用。我们国防大学的同志和全军院校工作者一样，决心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力争创办一流军校，培养一流人才，用更加优异的办学成果，告慰小平同志，不辱全军最高学府的名誉和使命，以崭新的姿态，迎接21世纪的挑战。

　　《回忆邓小平》(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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