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人口论述中有关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张爱茹

　　邓小平在人口问题上有两大贡献：他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倡导节制生育的党和国家领导人。①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次把人口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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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处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对中国人口问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邓小平说“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②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是我国各种传媒和人们口头上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的确，我国“地大物博”，许多资源的总量均居世界前列，我国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这足以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引以自豪。于是就有了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多，热情高，干劲大”、“人多力量大”等豪言壮语。那时，人们也许会低估自然和环境规律的力量，但对于人的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致使中国人口在一段时间内无计划地增长。在建国后的40多年里，我国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当我们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时，巨大的人口压力，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背负的最沉重的包袱。

　　应当看到，建国4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人口这个巨大的“分母”把这些成就“吃”掉了很多。早在1963年8月20日，邓小平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发言中就指出：“摸清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一九七O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一个“当家人”，必须了解自己的家底。邓小平带着他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层思考，以他一贯的求实务实的作风，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④邓小平在这段讲话中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们清醒地看到了“人口众多”给我们带来的严峻现实：

　　(一)我国的人口增长过快，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邓小平说：“人口多也是个负担。娃娃们长大就业，一年就有七八百万，世界上都在谈就业问题，我们这里就更复杂。”⑤他一再强调：“中国的事情难办，人太多。这个问题非解决不行。……如果中国人口增长率仍在百分之一点五或百分之二的话，这样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都会被人口增长所吃掉。”⑥

　　(二)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众多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的资源占有量很低，落在许多国家后面。如果我们不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将会进一步加剧对资源的压力，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煤产量，一九七八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苏联原煤七亿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六亿三千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又如钢，日本差不多一个人一吨钢，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人一吨钢。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西德，大体上也是两个人一吨钢。如果我们要达到两个人一吨钢，到本世纪末，就算只有十二亿至十三亿人口，也要六亿吨钢。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我们达到一亿或两亿吨钢，那我们也是十二个人或六个人一吨钢。”⑦邓小平还多次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

　　(三)农民多是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农村人口是我国人口的主体，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农民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文化水平低，封建意识浓，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旧观念根深蒂固。可以说，农民多，是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说：“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⑧

　　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指出，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特别是人口太多，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为此，他把人口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并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和处理。

　　二、人口问题是中国观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控制人口增长涉及我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人口和发展、人口和社会相互关系等长远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说：“人 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立足国情，放眼未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第三步是在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在制定这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每一步都考虑到了人口的因素。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干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⑩两个月后，他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会谈中说得更为实际，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1)不久，邓小平在谈到他同大平正芳的这次谈话时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如果达到一千美元，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因为地广人多，条件很不一样。”(12)在这里，邓小平参照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水平比，根据我国当时的人均产值、发展速度和人口增加等多方面的因素，测算出了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人均水平比，把经济发展的目标同人口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奋斗目标。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在后来又对人均指标作了一个调整。他在1984年5月29日指出：“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13)第二天，他更具体地谈到了这个目标：“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14)到1987年4月，邓小平又把这个人均指标调整为800至1000美元或1000美元。他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零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15)

　　由此可以看出：

　　(一)邓小平对人均指标的调整，主要是依据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作出的。他最初提1000美元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左右，翻两番即1000美元。按照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左右，如果人口仍保持1980年的十亿左右，人均产值可以翻两番。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太大，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本世纪末人口很可能超过十二亿，那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不可能翻两番。邓小平根据这一情况，将人均水平调整为800美元，但根据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能把人口控制住，人均翻两番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邓小平有时也采用人均800美元至1000美元或1000美元的提法。

　　(二)邓小平在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时，把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他不仅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主要指标，而且多次提到人均土地、人均粮食、人均煤炭、人均钢铁等人均指标，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提高人均产值，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光靠发展经济，不注意控制人口，人均产值也无法提高。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他明确指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中国更快地发达起来。”(16)

　　正是基于人口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把人口问题提到了战略高度。他说：“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的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7)针对国际上有少数人指责我国的人口政策，邓小平明确指出：“有少数外国人骂我们的人口政策。他们真正用心是要中国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中国的人口如果不控制，到本世纪末就会达到十五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18)他坚定地说；“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动摇。我们要严肃对待国际上责备我们的人。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19)

　　三、人的素质是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0)

　　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口素质低，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而，邓小平把提高人口素质视为我们制定三步走这个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之一，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他说，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衡量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教育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邓小平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21)他反复强调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放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首位。他说，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他还提出了观阶段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要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眼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类合格人才；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要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要抓紧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在这里，邓小平不但指出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满怀信心地说：“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22)

　　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环境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来，(23)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目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们尤其是重大国际会议讨论最热烈的话题。邓小平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在未来的15年里，要坚定不移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和认真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九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千分之十点八三,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2010年控制在14亿以内。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能够协调、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注 释

　　① 1953年下半年，邓小平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限制节制生育，禁止避孕药和用具进口的做法，应予改正。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节制生育问题。(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第57—58页)周恩来说：“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会上讲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1页)

　　② 1986年11月1日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的谈话。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4页。

　　④⑦⑩(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一164、260、194—195、237、259页。

　　⑤ 1981年6月12日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的谈话。

　　⑥ 1986年12月6日会见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时的谈话。

　　⑧(13)(14)(15)(20)(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57、64、215—216、120、120页。

　　⑨ 1979年7月28日在山东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16)(17) 1986年4月23日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时的谈话。参见1986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18) 1986年11月19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时的谈话。参见新华社北京1986年11月19日电。

　　(19) 1989年9月26日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时的谈话。

　　(21) 1986年4月19日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的谈话，参见1986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23) 参见田雪原《人口、经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中国人口年鉴(1995)》第105页。 《党的文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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