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向媒体自述，其在组织查处因官商勾结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6000多万元、群众利益损失近300万元等腐败案件时，却受到了生命威胁，6年来，竟然一直与防弹衣为伴。若此事属实，则不能不说是反腐史上的奇观。喟叹之余，更应促使我们反思当前此类领导反腐的困境与我国反腐的路径选择。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反腐体系。在计划经济年代，社
会资源有限，腐败者少，反腐自然着墨不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利益分化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腐败之风也在潜滋暗长。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领导重视”和“健全制度”的反腐框架。在这一反腐框架中，“健全制度”一项应该说进步明显，表现为反腐制度数量增多，制度刚性也越来越强。但总体而言，“健全制度”的成效依然跟不上反腐形势的需要。
领导重视对于反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反腐不能仅仅倚仗“领导重视”，否则就会削弱反腐败的各项制度的作用。
领导有大小，级别有高低，此领导亦非彼领导。所以下级领导在反腐中如果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支持，或下级领导所反的恰恰是上级领导的腐败，下级领导自然就会顿感势单力薄，不但职位难保，甚至于生命受到威胁。
事实说明，忽视制度反腐、主要靠领导反腐，成本将很高，效用却有限。一方面，公共权力的链条环环相扣，理论上每个环节都有发生腐败的可能。在此当中，若主要靠位于公共权力某一环节中的某领导去反同一链条中另一环节中的某领导的腐败，难免会招致腐败者为自我保护而动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抗争，这样既会形成反腐败的公共权力之间与保护腐败的公共权力互相消耗的局面，也不可避免会导致社会局部的震荡，徒增反腐的社会成本。
另一方面，领导反腐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人为性，而人为的反腐不但不能保证反腐的刚性，反而会侵蚀反腐制度的作用，软化反腐制度，使反腐败的制度成本无限增大。同时，腐败势力还会采取“收买”反腐领导，或将反腐领导调走，甚至于从肉体上消灭等保护腐败的手段。从而使反腐败的成本转嫁到反腐领导个人身上，以此降低政府反腐的实际效用。
反腐败除了领导重视，主要靠的恰恰是健全的制度。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一个好的制度发挥效用的关键在于它完备的实施机制。我们的反腐制度无疑是好的，而实施机制尚在建立之中，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反腐制度效用的发挥。
此外，我们的反腐制度主要是形之于文字的正式制度，而融之于公民与社会文化中的反腐理念等非正式制度还依然薄弱，反腐理念等非正式制度又比正式的法律条文更为重要。在全社会倡导廉洁的文化观念与公共行政官员的行政道德意识也正是制度反腐的基础。
总之，制度反腐是走出领导反腐困境的必然选择。
刚性的法律条文与柔性的道德观念相结合才能实现制度反腐的良好愿望。当中国反腐制度成熟之时，黄金高等反腐领导也就不必与防弹衣相伴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谈志林（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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