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和技术强国，是中国的近邻，在中国外交的第一、二位重点——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中，日本都“有份”。日本具有成为军事强国的实力，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的军事同盟国；为了多少遏制美日军事同盟有损于中国的安全利益的一面，中国也需要与日本进行安全对话。日本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拥有较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显然也是中国开展地区外交不可轻视的对手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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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在重要性急速上升的能源外交中，从“大能源”(包括获取、开发及如何使用石油、天然气、煤炭、各种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等等)战略的角度看，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兼合作伙伴之一。总之，发展对日关系，重视对日外交，在我国总体外交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日关系现状的五大特征

　　第一，“政冷经热”

　　由于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高层互访已中断了三年，两国政治关系越来越冷，两国相互对话越来越趋于狭窄化(过于集中在两国间的分歧，而无暇深入涉及两国面临的许多地区性、全球性、合作性课题)和过分政治化(非政治问题也被政治化)。

　　进入2004年以来，由于出现了一系列事件，包括小泉在元旦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保钓”人士登岛遭日本警察扣押、围绕东海油气开发的争议亚洲杯足球赛期间球迷的反应等，使本来已经很冷的中日政治关系进一步趋向“冰冷”、倒退甚至恶化。

　　在这种背景下，原定的唐家璇国务委员的访日也不得不延期。中日之间不仅首脑互访中断，高层互访受影响的范围也呈扩大之势。

　　第二，存在三大“温度差”

　　中日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2003年两国贸易额的增幅空前，超过1300亿美元，2004年两国贸易额可能进一步超过1500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与两国政治关系的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被形容为“经热政冷”。

　　与此同时，与两国的首脑互访和高层往来或中止或减少相比，两国地方政府和经济团体之间的交流继续扩大和升温，被形容为“地方热中央冷”。

　　此外，两国文化交流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中日韩、“10+3”、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多国或地区合作中，中日也加强了协调与合作，反映了在多国合作、地区合作之中的中日关系与中日双边关系之间也存在着“温度差”。

　　上述事实说明，中日关系的背后存在着一股不以小泉这样的个别领导人的性格为转移的、客观的推动力量，这股力量归根到底就是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两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从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人们越来越感到要珍视、维护和促进中日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的扩大。

　　第三，部分民众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升温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如台湾问题、钓鱼岛主权及海域争端)相互“火上浇油”，导致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化倾向有所增强，甚至进而导致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民众和舆论的情绪化与“强硬论”束缚了手脚，缩小了从战略高度进行理性的政策选择的空间。

　　由于相互认为对方的民间情绪化倾向是否与政府及其政策有联系，也导致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下降。而双方的种种非理性行为(比如日本右翼冲击中国驻大阪领事馆、中国部分球迷针对日本足球队的不友好举动等)也有损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和地位。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调整对日关系，注意加强对日政策的战略性、主动性和灵活性，已经并正在作出很大努力。而日本在“傍美至上主义”之下，对华外交却少有积极动作，陷入战略贫困化、姿态强硬化、实质内容“空洞化”、灵活性缺失以及对美对华外交的极度失衡，特别是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行为，本身就带有违宪性质和非理性色彩，对两国民众的情绪化反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政冷”开始影响“经热”

　　随着“政冷经热”局面长期化，一方面不见“经热”发挥缓解“政冷”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开始出现了“政冷”影响“经热”的迹象。

　　“政冷”影响“经热”的主要表现是，两国官方之间的，或有官方介入的经济合作已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从2000年度的2144亿日元，被大幅削减到2003年度的967亿日元，3年里削减了55%之多。在1999至2002年度，中国连续4年是日元贷款最大对象国，而在2003年度降到了第三位,位列印度和印尼之后。

　　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但不能否认两国政治关系冷淡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中国方面，某些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被政治化，受到民间情绪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前所述，近年中日双边贸易的增长十分迅速，但与中国整个对外贸易比较，中日贸易的增长却相对缓慢，比如在2002和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分别增长达21.8%和37.1%，而对日贸易仅分别增长16.2%和31.1%，从而导致中日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之势。

　　2004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长了35.7%，而对日出口仅增长23.5%，增幅在中国十大出口对象国(或地区)中是最低的。与此同时，面对中日经贸摩擦日益增多的情况，中日迄今未能建立必要的解决争端的机制。

　　第五，能源问题成为重大考验

　　在能源等本来可能成为两国巨大的“合作平台”的领域，出现了经济利益问题与主权争端问题相互缠结的复杂化趋势。能源问题反映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和利益冲突点，从而成为对当今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考验：这就是两国能否充分利用既有的，并发掘新的“利益交汇点”以造福于两国人民；能否避免既有的“利益交汇点”转化为“利益冲突点”：能否避免既有的“利益冲突点”引发实际的冲突；能否将“利益冲突点”转化为“利益交汇点”(例如在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开展共同开发)等等。

　　当今人类正处在从主要依靠不可再生的传统能源向主要依靠可再生的能源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日在谋求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方面可能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如果两国对这种竞争关系处理不当，对开发和推广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及节约能源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合作重视不够，也会使中日关系受到伤害。

　　保证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供应，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于中日来说，能源问题是最需要合作的领域，也是最需要避免冲突与对抗的领域。无论是在获取油气供应来源上“狭路相逢”，还是在两国之间的广阔海域开发海底油气资源，还是在两国进口石油的运输线出现重合，中日乃至中日韩三国终将认识到：面对上述情况开展合作是惟一出路，这是因为一旦出现对抗，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

　　也许，能源问题有望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有望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转折点，就如同欧洲的联合曾以“法德煤钢联营”作为出发点一样。(来源：外滩画报/冯昭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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