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

　　自从1955年10月中国开始推广普通话，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在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方言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甚至成了搞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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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物种的濒危，告诫当代中国人，尊重方言，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

　　方言，不是时代的对手？

　　新时代的曙光照进了方言。方言不是时代的对手。其实，谁又不在时代面前被揍得鼻青脸肿呢？

　　——敬文东 《方言以及方言的流变》

　　2004年7月，韩沛玲来到了江苏常熟。作为汉语方言研究专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她关注方言已经很久了。

　　在常熟市的辛庄，韩沛玲耐心地和多年前嫁到这里的唐惠珍一起读字，做方言调查。

　　“饭咸了的‘咸’怎么说？”“帮助的‘帮’怎么念？”韩沛玲认真地记录着她的发音，津津有味地体验着吴侬软语的妙处，也惊讶它与自己家乡话间(韩是山西人)的差异。

　　这是一次付费调查。唐惠珍可以为此领取酬劳。她每天早上七点来，下午四点走，一个星期内，要念两千多个字。

　　唐惠珍非常符合方言样本的条件：50多岁，文化低，没有出过远门，这意味着她说的辛庄话属于“绿色方言”，没有经过污染。

　　调查几乎是一个趣味盎然地相互娱乐过程，韩沛玲收获颇丰，唐惠珍也觉得是一段不错的经历，她一面自嘲着“太土了”，一面搜肠刮肚地寻找她觉得比较土的故事，比如“穷人装富”，“三兄弟评戏”。

　　唐惠珍对自己有可能起到的作用无从知晓，那些连她自己也瞧不上的土得掉渣儿的辛庄话将被注明国际音标，然后装订入册，“很多年后，如果辛庄方言不存在了，按照现在这些音标，也还是能够把它读出来”，韩沛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只是一次例行作业，但她希望自己做的工作，客观上能够起到保护方言的作用。

　　只是，韩沛铃认为自己的力量太有限。她无奈地承认，方言的萎缩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方言，正在消失的物种

　　无论是文字的传说者还是研究者，无论是无形的预警还是有形的抢救措施，对于方言的保护而言，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是汉语方言的尴尬现状。

　　“我们对方言已经越来越陌生。在这个一切都被简化、被‘缩减’的时代，要走入一个方言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方言的死亡，差异的寿终正寝，意味着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1996年，当时还在读书的敬文东就在一篇评论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方言的隐忧。

　　敬文东认为，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方言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缩减。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对方言式微的趋向已然有了宿命般的忧虑，在其出版的《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一书中，“方言”符号转化为弱势文化的全权代表。

　　“方言的出生、发展和消亡，是语言和语言之间的较量，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全球化的年代，必须要有一种公共语言交流。”

　　尽管认为语言最鲜活的成分还是蕴涵在方言当中，但是和同龄人一样，敬文东所有读写和思维的语言也早已经是普通话的意境，他能够保留的只是对于家乡话的尊重，“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们费力，就能把我们领进锣鼓喧天、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沸腾生活，那是茶馆与火锅代表着的人间事件……我终生热爱这鲜活、生动、充满野性的一幕。”

　　方言的危局早已是学界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室主任周垒认为，如果把各种方言看作各种话，就会发现有些“话”已经处于濒危的状态，特别是那些复杂难懂的方言。他举了福建省的例子，福建境内的方言差异特别大，近年来那里的方言也消失得极快，不过，要具体到哪一支小的方言语种在消失，还无法做出确切的统计。

　　“中国地方太大，语言太复杂，我们现在能够摸清楚的只是以县城为主的方言”。周垒说，县以下的乡村，正是方言流失的源头。

　　只有在普查的时候才能知道方言的处境，而上一次大型方言普查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

　　方言的城市化困境

　　虽然无法确认方言的“死亡名录”，但是周垒认为，从语言的使用范围、语言的使用人数、语言的使用环境这三方面来看，方言正在濒危，而从这个意义上衡量，如今的濒危方言早已经不局限于使用人数少的语种，而是已经扩展至全部汉语方言，城市规模越大，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

　　城市方言濒危的第一表现，就是语言环境的极度收缩，周垒说，表面上看，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仍然有千万以上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上海话的范围越来越窄。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话表达。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狭小的范围内。

　　他认为，上海话正在走向名存实亡的不归路，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上海方言的词汇贫乏。

　　专门研究上海方言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举出了佐证，根据他的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已消失不再用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个应用方言的环境。

　　城市方言的第二个困境来源于年轻一代的疏离。事实上，年轻一代使用普通话的熟练程度早已超出方言。

　　钱乃荣介绍，反映上海的小学生不会说上海话(英语说得更流利)的呼声很高。其他城市也是如此。

　　浙江金华市曾经做过一个金华方言的调查，在6岁到14岁孩子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普通话，但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较好交流的仅占22.65%。学好方言不如学好英语，成为金华小学生与家长间的默契。

　　远在福建三明市的女孩陈荔则完全不说家乡话了，一方面是父母没有要求，另一方面，她自己也嫌三明话太土，如今，她对家乡方言的了解只限于听得懂。

　　西安外国语附中初三学生吴雨婷运用方言要稍微好些，她用一口流利纯正的普通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80%的时间都是说普通话，但在给老家人打电话的时候会说陕西话。

　　和吴雨婷一样，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经常是“刚说完普通话，又要说老家话，有时候都有点变不过来”。

　　徒劳的拯救？

　　富有独特魅力的汉语方言正从南至北，从东到西，在一代人身上出现断层。

　　周垒把目前的方言濒危比做是物种消失，这个过程的消亡，有可能只是几年的时间。他认为目前急需要提早对我国使用人数比较少、面临濒危的方言做一次全面调查，尽可能地抢救原始资料。

　　对于使用人数众多的方言存在的萎缩现象，周垒则建议实行“方言普通话”的尝试，他认为实际存在并流通的是各种具有方言特色的普通话，即一种方言的变体，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应该是“普通话既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

　　不过，周垒也表示，语言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目前，保护濒危语言，也仅仅限于用笔记录下来，有了录音技术后，可以留下录音资料，但也不能够维持其作为交际工具的存在。其原因是在语言的发展、消亡面前，人类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够通过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它的消亡。

　　与积极的人工救护相比，青年学者敬文东则更寄希望于汉语方言自身的调节适应能力，他把方言的生存路线比喻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与多年前钱玄同对于方言的描画恰恰不谋而合，“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本刊记者/罗雪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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