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两年后，我们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回国。当时只想到满腔热情回国报效，从来没有想过留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人没有回国，但当时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反感。

　　邓小平1979年初访美时，我们有幸参加了卡特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仪式。见到小平同志，我们都非常激动。没有他所倡导的开放政策，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到美国留学。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让我踏上了留学之路。而在普林斯顿的留学，是我学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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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中一个几乎最重要的转折点。

　　1980年：上山下乡终结

　　历史背景：1977年邓小平致信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表重要意见。中央随后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从此，社会各界借此开始重新思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一些探讨其得失成败的不同见解得以出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是年，知青回城限制放宽，国家鼓励其参加高考。1980年，胡耀邦等明确表明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发布《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至此，一场从1950年代持续到1980年代、牵动了亿万青年命运的社会运动寿终正寝。

　　人物自述：邓晓芒(1964年上山下乡，返城后参加高考，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我的记忆中，1968年是我们湖南白水知青空前自由、轻松甚至充满欢乐的一年。那一年，全国大规模的知青下放已经开始，看着那些“嫩知青”们与家人离别时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这些“老知青”内心既有同情，又有些暗暗高兴，觉得这一来大家都一样了。

　　那时白水的知青处于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生活方式中，晚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去糟蹋农民的菜地，白天则自发地在一起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讲话。当时知青组里有几本砖头厚的理论书，如《列宁选集》，梅林的《马克思传》，都令我望而生畏。我从那些当时出版的马列著作单行本中挑了一本最薄的，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开始认真地读起来。这是我所阅读的第一本理论性读物。

　　当时劳动并不紧张，并且此时对我来说，要养活自己是不值得全力以赴的，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能够继续思想。至于考大学，考研究生，连想也没想过。

　　1974年，有关知青返城的一些政策出来，我到县医院办了个假病历，居然就回了长沙。我算是离开早的，1977年以后，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才开始。返城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好机会，表明我可以开拓自己的命运了。而此前，在预感到自己回城无望的情况下，我早已定下自己的未来，在农村做个普通人，当然最好是一个有智慧的普通人。

　　回城后我就像今天的民工一样，在城市里干最粗的活，挖马路，建厂房。那几年我白天扛大包，晚上读黑格尔。1976年招工，我到了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受到鼓舞。第二年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

　　因为父母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我没被录取。第二年，我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人生命运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哲学不仅是我的爱好和生命，而且成了我的职业，我的谋生之道。

　　应该承认，邓小平是个伟人，时代的转机包括我们知青命运的改变，都有邓小平的个人功劳。历史也总是循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规律，在这段历史里邓小平生逢其时。

　　1992年：下海

　　历史背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加之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被推向了一个敏感而动荡的危险地带。当时有思潮将改革开放说成“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问题。

　　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88岁的邓小平决定挺身而出。1992年1月他开始南巡，在视察沿途留下了一串串颇具胆魄和智慧的经典话语。这些被后来概括为“南方谈话”的主旨，是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南巡过后，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下海经商也随之风起云涌。

　　人物：冯仑(1984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曾任职于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1991年前后辞职下海，现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总给人一种离经叛道的味道。身为万通地产的主席，他不说商业，却大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他觉得有些东西实在是误国又害人。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事儿，乱就乱在每个人都想管天下。他说应该纠正为“匹夫兴亡，天下有责”。

　　他总是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发生着奇怪的分裂。听说冯仑的办公室里尽是线装书，他被称为地产界的思想家，有着无数与地产无关的犀利语锋，他裹挟着一身艺术气质，在万通地产通透的大厅里疾走。

　　相关专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