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 卫/城市快报

　　天津特别市成立的第三年(1930)，市政管理者又在筹划一项城市变革———制定一个完整的发展规划。随着市政当局征集城市建设方案广告的刊登，众多国内外市政设计者手捧一卷卷图纸找上门来。经过评选，由两个年轻人共同设计的方案被评为最佳作品，其中一个设计者就是建筑大师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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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城修新路

　　五期分批建

　　时年29岁的梁思成与另一位设计者张锐可谓交情久远。在清华大学的日子里，两人就已感情深厚，清华大学组织学校乐队时，两人又成了队友。1924年大学毕业后，梁思成赴美留学，1928年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而张锐则回到了家乡天津，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负责城市市政建设的市政府第四科科长。

　　天津征集城市发展方案的动议一经提出，张锐立刻想到了好友梁思成。盛情邀请之下，梁思成将自己对于城市发展建设的理解第一次通过《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体现出来。梁思成提出，虽然这是为天津制定的发展规划，但也适用于其他城市。在规划中，他对于天津道路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设计。

　　考虑到道路的修建与改造不可能一气呵成，梁思成将目光投到遥远的将来。“所拟计划，势难一蹴立就，理应分期进行，逐渐改善，故又将计划中之重要道路，分清轻重缓急，分为五期进行，到民国30年为一段落，40年为一段落，50年为一段落，60年为一段落，70年为一段落。预计在民国70年以前，所拟道路计划，必可完全实施。准以天津市之财力，每期中之负担，实不为重也。”

　　五类道路 各有不同尺寸

　　道路之于城市，犹如血管之于人。当时的天津市内道路，多采用棋盘式。梁思成认为，河北区一带、特别一区(原德租界)、特别二区(原奥租界)、法日意三国租界，均为棋盘式，英国租界为不规则的棋盘式，特别三区(原俄租界)为棋盘式以及直角交叉式的混合。道路系统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全盘的设计，各部分各自为政，不相贯属，影响全市的交通及发展。全市道路，应分干道、次要道路、林荫大道、内街及公道(市外公路)五种进行规划，按照不同的宽度与形式进行建设。

　　梁思成提出的干道标准，宽度为28公尺，除两旁各筑5公尺的便道外，尚余18公尺，可行驶六辆汽车。其建筑在可能范围内以正直为主，如必须改用较长的弧线时，曲度亦不应过大，两路相接，除对角线路外，其余相切的角度，应以不小于45度为标准。

　　次要道路是指每一区域内互相贯通的道路，其主要作用是辅佐干道，便利交通，划分房屋土地段落，供给街旁房屋之光线与空气。河北一带、三个特别区及各国租界现存道路，均可列为次要道路；至于城厢及城厢附近地带，铁路附近，如金家窑、陈家沟、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一带道路，必须依据原有街道情形设计新次要道路，以便与其他各地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次要道路，又可分为数种，(甲)零售商业区通路，此项道路标准宽度，定为22公尺，其中12公尺为路面，两旁便道各5公尺，旧有道路，如不足此项标准者，可逐渐加宽。(乙)工业区道路，标准宽度定为23公尺，其中13公尺为路面，两旁便道各5公尺。(丙)住宅区道路，新辟上等住宅区之道路宽度，应定为18公尺路旁铺草植树，路面暂时可建6公尺，日后可增至12公尺而无障碍，两旁便道各4公尺；旧有住宅区的道路，应逐渐加宽，或改为内街或内巷。

　　禁行路的概念被梁思成首次引进了城市道路规划。对于原有过窄的道路，梁思成认为必须改为内街，标准宽度定为6公尺，汽车不得行驶入内。内街在街的入口各立两根洋灰柱，相距1.5公尺，人力车可以通行无阻，而汽车不能驶入。

　　林荫大道 东移城市中心

　　在国外留学多年的梁思成为天津勾画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春光明媚之时，对对情侣走在绿荫如织的街道上，道边的座椅上一对老夫妻低头看着当天的报纸，身后的草坪中，几个顽皮的孩子在玩着自己喜爱的游戏。林荫大道，这就是梁思成提出的精彩构想。

　　林荫大道的宽度平均总应在30公尺以上，这是梁思成制定的第一个标准。根据天津实际，梁思成与张锐提出了两条拟建的林荫大道，一条是由天津总站(今北站)至河北大经路(今中山路)，至金钢桥折而南行，沿海河东岸，直达旧比国租界；其二由西沽近郊公园越城厢直下，至八里台折而东行，沿马场道，经特别一区至海河西岸。将来新桥落成后，两条林荫大道即可互相沟通。

　　在规划之时，梁思成与张锐同时将规划的前景向政府作出说明，并提出了开发的技巧：当时特别二区及金家窑一带临河房屋，十分简陋，市政府应该平价购得，将来道路告成之时，重新分段出售，必获大利；由海光寺至八里台的臭水河，南开蓄水池排泄问题解决之后，臭味自可消除，河中可供游人泛舟之用，天津又添一道新景。

　　1930年的天津，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天津市政府与天津县政府都在城市中办公，虽然分工不同，但多少有互相掣肘的问题。梁思成一方面提出天津的市、县要么合并，要么早日分清所管辖区域的建议，另一方面又提出，天津市前途发展，以顺海河往东为最相宜，应将大沽口划入本市范围以内。

　　分区居住 拒绝重型工业

　　人口城市化为近代各国普遍的趋势，城市人口过分增加，交通居住等问题日趋复杂，土地价格日见增高。梁思成与张锐在方案中提出城市应该建立几个不同的区域，既有商业区也有不同等级的居住区，而工业区应该尽量离开城市，特别是重工业项目。梁思成把它称为“工业离中”运动，即将工厂移设市外近郊的一种运动，市内可以免去机声、煤烟之苦，同时市内人口密度亦可减少，交通居住等问题也较易解决。

　　梁思成提出，工业移设市外，对于工业本身也有利益。市外土地比市内低廉，工厂成本可以降低，即使工厂设在市内，其仓库堆栈等，最好也设在地价较廉之处，每年所节约的运费，非常可观；而在市外设置工厂，则工厂与堆栈，可以设立一处，转运费可以减省不少，国外近来极力提倡“工业离中”，正可利用外人此项经验，于市内工厂尚未林立时，设法鼓励，将工厂设置于市外近郊地方。

　　梁思成、张锐认为，所谓“工业离中”，并非指所有工业均不许在市内设置，小工业、轻工业，以及含有地方性的工业，势必设置于市内，而大工业及笨重工业，则应该设于市外。“工业离中”运动应与“住宅离中”运动同时并进，否则市内交通住居等问题仍难解决。假使工厂设在市外，而在市外工厂工作之人，因在工厂附近无适当的住宅，势必仍回市内，故建设市外工厂时，必须对于工人住宅问题预为筹划，以免发生另一种困难，使工厂住宅区成为新的小城镇，与城市的繁荣共同发展。

　　雨污分流 引进环保概念

　　如果说梁思成单单只是位建筑大师，恐怕还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从梁思成与张锐两人合作的这一城市规划中，还透露出梁思成另一个超前的观念，即城市下水应该做到雨污分流。

　　城市下水来源大致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为雨水，一为污水。雨水量少质清，排泄方法较易；污水量多且浊，处理方法较难。雨水污水归入同一下水道为合流制，分成两个独立的下水道为分流制。经过调查，梁思成发现，天津华界及各租界下水道，多采用合流制，这都是因为合流制初次建筑费较为低廉。但实际上合流制并非良法。梁思成提出，天津市理应早日采用分流制度，以免积重难返，补救维艰。

　　考虑当时的环境，梁思成将天津的下水设施设计成直接灌溉排放与沉淀处理两种方法：对于已经雨污分流的管道，雨水管道的水直接排放到市外；雨污合流的管道，先分别汇集到几个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再将“清水”排放到市外，沉淀物处理后堆肥使用。从这一点来看，梁思成还是一位环保大师。

　　中西合璧 初显大师精神

　　近代都市需要完备的计划方案,城市发展才会循序渐进。梁思成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的市政均缺乏良好的建设方案，这是最大的弊端。譬如家宅，将灶膛设于客厅中，设寝具于盥洗室。即使再多费金钱，加以点缀，也难得物质上的安乐，精神上的愉快。

　　作为梁思成的几项重点设计，市政中心、火车站、美术馆充分体现了梁思成日后建筑思想的精华。谈到公共标志建筑，梁思成认为，美好的建筑至少应包括三点：1，美术上的价值；2，建造上坚固；3，实用方便。中国旧有建筑的色彩美、轮廓美，早为世界审美学家所公认。至于建造上坚固，则国内建筑材料以木为主，木料易于焚毁，且限于树木大小，难于建造新时代巨型建筑物。实用便利方面，欧风东渐后，社会习惯为之一变。团体活动增加，所有各项公共建筑物势必应运而生。所以，中国的建筑形式，既不可任由各国工程师随意建造，又不能用纯粹中国旧式房屋牵强附会。

　　梁思成设计的市行政中心区建筑，包括市议会、市行政机关及地方法院三机关。市行政机关所占部分最大，将来还要逐渐增建，市政府直辖各机关除公安局外，均聚集于一处。依据市政府建筑加以改造后，样式采用新派中国式，合并中国固有的美术与现代建筑的实用特点，即使从设计的草图看，依然可以透出威严的气派。而对于火车总站地点的选择，梁思成则从北站挪到了现在的东站，因为这儿与梁思成设计的全市路线计划最为适合。高大的主楼设计，宽阔的站前广场，让人不由不对这位大师的杰作感到由衷的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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